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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文革史

2021-05-17T21:35:09Z

文革史：

[[崇尚文革的人，是不是良心错位了？]]

[[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增长奇迹]]

[[文革大事记]]

[[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文革博物馆]]

[[为首座文革博物馆的民间性质叫好]]

[[就广州文革历史问题访谈武传斌]]

[[文革时去北京的照片]]

[[回忆一张文革大串联照片的聊天记录]]

[[关于一张文革大串联照片的回忆]]

[[回忆一张文革大串联照片的聊天记录]]

[[文革，我在石室看守抄家战利品]]

[[高宏的：“文革”前的华南师院附中]]

[[广雅文革回忆录]]

[[80年代后文物破坏比“文革”时期严重得多]]

[[剑桥中国史：承认文革经济是大发展，没有经济崩溃]]

[[老田：文革10年人均寿命提升15岁]]

[[中央文革小组回答问题摘要]]

[[35年前，新华社是如何痛批文革的？]]

[[文革之初毛主席致江青的一封信]]

[[文革研究]]

[[文革中的初心党]]

[[文革十六条]]

[[98岁的文革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北大聂元梓今日逝世]]

[[从电影《哪吒》看中国文革的历史逻辑]]

[[钢筋水泥：揭开历史面纱，探寻文革本源（中）]]

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文革博物馆

2021-05-17T21:28:01Z

文革史：

{{4}}
2005年元旦，位于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建塔园的初衷只是为了纪念“文革”中死去的人们，随着彭启安阅读和思索的深入，“文革”博物馆已远远不止是一处凭吊死难者的陵园。 [1]

'''简单介绍'''

塔园的所在，其实就是一块坟场。这块坟场旁建起了一座“文革”博物馆。荒草丛生的坡地上，埋葬着70多个“文革”冤死者的尸骨。“文革”中，广东省澄海县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前来参加的“走资派”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当时挖坑草草埋在一起，后来尸骨无法分辨，只能立墓合葬。

一位退休副市长凭借个人良心和声望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十多年来勉力维持，困难重重。像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政治压力、个人良心、现实利益、乡土逻辑、宗族传统、法治观念在这里较量着。捍卫者对“反思文革”也有不同理解，他们相互审视：对“文革”的反思本身，是不是摆脱了“文革式”思维。

'''发展历史'''

“文革”博物馆的故事说来不可思议，1996年当他决心留下点什么，也许并未想到后来的规模和危机。

那年的某一天，他去位于涂城村的塔山风景区参加揭幕仪式，看到了山坡上一片乱坟。他才得知，这里埋着71位“文革”遇难者。在汕头工作多年，他并不知道这一段历史，至于自己30年前在揭阳被批斗三百多场的经历，也已尘封在记忆里，多年来忙碌操劳，淡忘了。
他还看到五哥林华的坟墓。当年国民党征兵抓走彭家二儿子，父母为筹钱赎回他，将五儿子卖掉。后来五儿子上凤凰山打游击，带彭启安走革命道路。没想遭遇“文革”，那时澄海斗争惨烈，死难四百多人，伤残者达四千多人。林华是澄海一名中学校长，也被活活打死了。涂城村和南徽村这两座相邻的村庄不可避免卷入革命，它们分属两派组织，后者得到军队支持，一次武斗中开枪射击，涂城方面死伤众多。

彭启安突发奇想：能不能建一个纪念性的东西?他是实干的人，立即得到十多名“厅级”老干部和当地老人支持，成立“长老院”。涂城村委大多经过“文革”迫害，也很快划出塔山上的土地，让彭启安建设。

建筑物不敢冠以“文革”之名，而命名为“塔园”。第一块纪念碑文老人们修改了十多遍，隐去施害者，以模糊的“遇难”代替具体的“打死”，生怕再次挑起矛盾。不过，“施害者”并没有跳出来反对，反对的倒是没有深刻经历的人或是“受害者”。

1998年，澄海县委书记叫停工程，说这是“揭伤疤”。老干部们阵容强大，能量充沛，县委书记只得向汕头市委打报告。市委对此保持沉默。彭启安态度强硬：如今你们反对，你们就是罪人。

起初是顺利的。彭启安主管交通电信等事项，他说“磨厚脸皮”，向曾经合作的企业募捐，也得到了市长基金，几年内获得了2000万元捐赠，塔园快速扩张，到2002年底，12个景点工程告竣。

次年，汕头市长调任省里前夕送来两本书--《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册。彭启安决心将这本书变成一座建筑。2000年前读到巴金对“文革”博物馆的呼吁时，他就这么想了。有人反对，称“文革”二字太刺激了，但彭坚持迈出这一步。2005年，“文革”博物馆落成。

'''创建人'''

“文革”博物馆的创建人[[彭启安]]老人。

[[文件:文革博物馆.png]]

文革博物馆

1993年，彭启安从汕头市常务副市长任上退下来后，仍以“政府顾问”身份主持一摊工作。1982年前的一天，他到澄海区塔山风景区参加活动，看到这块乱坟坡。当他获悉这些坟的来历后，内心的疤痕像被掀起了一样。不久后，他主动与一些经历过“文革”的老同志商量，共同筹划建立塔园。当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纪念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人们。彭启安是澄海本地人，“文革”前在邻近的揭阳县任县委副书记。当时他致力于发展生产、解决就业、整顿社会秩序，被树为典型，周围的十几个县都在学习“彭启安经验”。

“文革”爆发后，顷刻间典型就成了“三反分子”，头上带上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地主富农的孝子贤孙”的帽子。

后来，澄海县揪出“余林反革命集团”，作为澄海人，在揭阳工作的彭启安也未能幸免，以“余林反革命集团的黑干将”的罪名被正式逮捕。“我当时估计自己要被判30年徒刑。”怕记者听不清他那不容易懂的潮州普通话，彭启安特意竖起3根指头。事实上，他当时低估了自己的“罪行”。直到出狱后不久，他才听说，自己曾被列入被枪毙名单。

彭启安说，那段时间，自己是真心认罪，在学习班上，检讨写了80多页。“对毛主席一片忠心，丝毫没有怀疑过‘文革’”。因而，刚从监狱迈出第一步，他最大的感受是“感动”，“感谢共产党”。

1998年后，彭启安“全退”。这个自称“工农子弟，文化不高，只读过6年书”的老干部，开始读老年大学，“书店每两周至少要去一次”。这时，他第一次读到了巴金的《随想录》。如果说，建塔园的初衷只是为了纪念“文革”中死去的人们，那么，随着彭启安阅读和思索的深入，今天的“文革”博物馆已远远不止是一处凭吊死难者的陵园。 [2]

'''公祭礼'''

公祭礼进行到第6个年头时，80岁的彭启安老人表现出激愤。

“反对‘文革'博物馆就是反对共产党。”他站在炙热的阳光下，对着松散的人群发表演讲。每句话都像用尽全力，激动时不得不踮起脚尖，以蓄足说话的能量。头顶仅剩的一撮白发也随着情绪竖起又垂下。

祭奠计划再次被破坏，他如此愤怒以至于断定，“反对的人，必定在‘文革'中犯下不可告人的罪恶!”他说他欲哭无泪，又欣慰有539人无所畏惧来到现场。他深深鞠了一躬。

晒得无精打采的人群第一次爆发出掌声。随后，他们将手中的鲜花放到刘少奇雕像前。

刘少奇像矗立在安息园，对面围栏上刻着“文革”百种酷刑，读来让人不寒而栗。它们背后，是石壁上近万名“文革”死难者的名字。

2006年，安息园建成后，彭启安选定每年8月8日祭奠“文革”死难者。这一切进行得并不顺利，要克服的除了人为阻挠，还有恶劣的天气。这些年，参加祭奠的老人日渐衰弱，那位101岁的老干部已被送到医院。他们想改期，说受不了气候折磨。彭启安摇摇头，“这是我和全国两千万冤魂的约定，一诺千金。”

'''塔园正名'''

老干部的抗争

2005年春天一波三折，希望只维持了一小段时间。长老院的陈德鸿联系不上彭启安，他得知“上面来调查了”，对博物馆的命运忧心忡忡。老干部商量着和对方来一场大辩论。

陈德鸿85岁，曾是汕头政协副主席，回忆四十多年前的细节像是诉说昨天。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随时都有人闯进家门将他揪斗一番。他想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不如去涂城村参加保护他们的群众会议。结果却被打为“反革命集体”押进大牢。被审讯时，他眼睁睁看着隔壁那位被审讯的人死了。另一次在羁押地的食堂排队吃饭，一群人看其中一个不顺眼，就随手打死了他。当他描述这一切时，老伴尖叫着从屋里走出来，“过去的事情还提干嘛！”

陈德鸿轻声安慰：你不要怕。

彭启安在家等待一个多月，得到了结论：让博物馆不了了之。他觉得像“文革”批斗时那样，“结论”就是给他划定的圈，不得越出半步，遑论求得正名了。

那段时间前后，长老院给彭启安建议：结束硬件建设，转入维护和保养。他并未采纳建议，转而修建安息园、立刘少奇像、刻死难者名单、举行公祭礼……更多外来者进入塔园。

陈德鸿说，2005年后，彭启安就很少召集老人们参加决议，老干部也相继生病、去世。

当我致电提出采访时，彭启安用一种年轻利落、充满力量的声音说：“去塔园看看吧，看过了你才能理解我们。”

塔园建筑显得凌乱。是的，没有规划，钱一筹到就着手建景点。思安塔高耸，博物馆建成天坛的形状，有种古老的味道。广场的石壁上刻着任仲夷的题词：“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石壁下摆着黑白两猫，大概在宣扬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理论。而在另一处，你还能看到孔子像，按照彭启安的说法，孔子也是“文革”受害者。随处都能看到警言，比如：“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也许是下雨的缘故，“文革”博物馆没有开门，边上的石壁倒是刻着一封来信，谴责2009年塔园“关三门”事件。那时博物馆被关闭十多天，一条道路也被沙石截断。

在没关门的资料馆里，村民们干脆打起牌来，打发湿漉漉的下午。村民来这里最关心的也许还是挣钱。据说塔园的不被承认和宣传，导致了门庭冷落收入不高。但当我走进涂城村，问起“文革”及塔园，村民们告诉我，村干部打过招呼了，这是敏感话题。

从1996年起，彭启安和村干部保持着同舟共济的关系。到了最新两届村委手里，维护塔园的传统遭到了破坏。彭启安申请的所有项目，村委几乎一律否定；其中一两个景点的建设，是他几番上门请求无果后，找中间人帮助谈成的。这也许和控制用地有关，但彭启安认为，决裂是从他怒斥村干部开始的。
发现塔园的捐款遭到村委挪用，他怒骂并且索回。后来，一笔划拨给塔园的市长基金挂在镇上，村上就不愿去领取了。再后来，博物馆展出物失窃，挂靠在古寺的捐款账户也被注销了。

除了愤怒，彭启安别无他法。毕竟塔园从未经过旅游局批准，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也都归属涂城村。在塔园，他从未有过身份，只能算是“热心人士”。多次哀求、怒吼、冷战之后，他成了尴尬的存在，多余的人。

宗祠的影子

陈昭民端坐在祠堂里，严厉，语速飞快。老人围着他。这是一个金光闪闪的豪华祠堂，坐落在离涂城村不远的陈厝洲。“文革”时，两村同属一个叫“红农总”的群众组织。大队长陈昭民当起了“副司令”。围着他的老人向我展示被子弹击中的伤痕。我问老人为什么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说就是跟着头儿走。后来“红农总”被打为“反革命”，死伤数百。但1996年，彭找到陈昭民共建纪念碑时，陈坚持把两派的死伤人员都算进去。“都是受害者。”他说。从历史中解脱出来后，他开始怒斥“文革”博物馆的种种“堕落”。

“堕落”是指什么呢?吃饭多开发票、为塔著书领取稿费，凡此种种，让他觉得队伍里混进了趋名逐利之辈。最愤怒的还是，一套记录“文革”博物馆书籍的出版没有征求元老同意，“擅自去掉总结塔园建设的碑记”。

“这是否定创建塔园的15位决策者！”他正色厉声，“‘塔园千秋永碑志'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塔园无论出什么书都要把这块碑记放在前面！”

“‘文革'要反思的是造假。陈昭民不是反革命，被造假说是反革命。涂城的房屋被破坏了，反而被南徽污蔑是他们破坏了南徽的房屋，”他愤怒地说，“塔园出书也有造假!”

他指责“文革”博物馆时，也带着“文革”的烙印：将之归咎为彭“晚年糊涂、享受崇拜、听信谗言”。有一段时间，他将控诉印成传单，分发给塔园热心者，试图遏止这一切。

传单到了彭启安的手里，他当即写了“评青夜的骂人小字报”（青夜是陈昭民的化名）。在他看来，那是上纲上线的“文革”逻辑。彭启安多少有些委屈：碑记并没有去掉，只是没放到最前面；塔园从一开始就没有正式机构，而困境重重众口不一，如若凡事商量可能一件事都做不成；至于写书立传，作者付出心血，获得酬劳也是应该的。

志愿者间一度流传着“塔园出现了倒彭势力”，陈昭民则说，自己地位卑微，但敢于直言，是逆耳的忠臣。

陈昭民是宗族文化的捍卫者，凡事必提祖宗后代，著书则想功罪千秋。过去10年里，修建了10个宗祠，试图维系宗族的传统秩序。在当地老人的理解中，“文革”博物馆似乎附着宗祠的影子，须讲究尊卑有序、内外有别。

在这样的秩序中，他和涂城村的老人组感到被边缘化了。矛盾起初源自几年前的一张饭桌。当时塔园立下了“文革”受害者王佩英的塑像，她是富商张大中的母亲，家属前来参加落成仪式时，涂城村的老人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被安排在主桌上。慢慢地他们发现地盘被外来人挤占，自己倒成了“小媳妇”。

对公祭礼，老人们也颇有微词。“把全国两千万冤魂都招来了，涂城村受不起。”陈昭民诉说着老人的怨气与担忧，也为博物馆的困境而伤感，反复念叨着正本清源，“涂城人涂城地，澄海人澄海事。”他表达着挽救的焦急：清除外来“坏人”，尊重本地老人权威。“村里最有势力的就是老人，团结老人就能对抗一切!”

可彭启安想起2004年公祭礼时，原本安排献花圈的老人并没有出现。

陈昭民当然不愿意相信。他试图沟通、调和、挽救局面，但涂城村年轻的书记并不理会。这让他很生气，音调一下升了好几度：以前认人不认钱，之后认钱不认人！

民主的渗透

“我是冲进塔园的。”曾庆彬停顿了一下，“没错，冲。”

曾庆彬是塔园志愿者，45岁，算是塔园的年轻人了。他递给我的名片印着3个网址，彩塘民生网、塔园“文革”博物馆及潮安县基督教会。与我认识的大部分潮汕男人不同，他全然不谈挣钱的事。从塔园驱车出来，一路上蹦出来的民主、自由、哈耶克，让我感到些许分裂。

车子从潮汕公路拐进乡镇小路，越过几个村落，在田野边停了下来。他家像是简易工棚，摆着机车零件，墙上挂着字画。当他在薄木板隔出的小间里启动电脑时，自己的天地就展开了。

曾庆彬的前传是典型的潮汕故事。13岁的少年辍学闯天下，白手起家开了小工厂。后来工厂倒闭，卖起电动车。辛苦忙碌却找不到尊严感，萌生了从政当官谋权力的想法。自然以失败告终。此后他全心投入互联网。2009年，在自己的村庄，他开始帮人维权。他精力充沛，被某种强大的目标占据，视反对者无益者为垃圾，透出摧枯拉朽的气息。

“博物馆是我表达政治的场所。”曾庆彬试图将学到的民主理念带进塔园。2009年去参加公祭礼时，听到彭启安诉说后继无人的苦恼，他给彭启安写信自我推荐，一开始并未被其他志愿者接纳。后来，经过老同志的推荐，他才得以和彭启安见面。他建议用法律手段保护塔园，说只有民主法治才能防止“文革”重演，而博物馆却依然靠着个人崇拜和魅力在支撑，正是“文革”的思维。当时，彭启安只是微笑着说，谢谢曾先生，言语之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那些年里，彭启安都在思索塔园的发展之路。他去寻找接班人，找过汕头市政协副主席方展伟、市人大副主任余建明，他们很热心，却都婉拒了他。有志愿者私下嘀咕：“所谓接班人也是‘文革'概念。”

去彭化与制度化的道路也探索过，他尝试建立塔园委员会和基金会，都遭到村委会否决。

2010年，公祭礼遭阻拦。这回，他动员更多的热心者，曾庆彬也收到求助电话。那天，他发动了几百人前往塔园祭奠献花，这让他得到彭启安的认可，从此成了塔园活跃分子。

更多年轻的志愿者加入进来。在潮州彩塘镇，我在一家影印店见到85后曾祥游。当去了塔园，他才知道，原来存在这么一段历史。他成了志愿者，为博物馆建网站、传播信息。

老人们大多并不知道这些，正如我原先并不知道，在田野边的工棚里、公路边的小店里、日常而麻木的小镇里、冷清的“文革”博物馆里，更为现代的观念正蔓延开来。

保卫者游击战

塔园未来如何？彭启安把16字方针抛出来：不求正名，难求发展，只求存在，终求完美。

这问题想了无数遍。无路可走又放心不下，只能在塔园终老了。“老汉今年82，”他反复说这句话，大概是表达焦灼的方式。这一句式重复好些年了，危机如常，年纪渐长。女儿说起父亲，眼角泛起泪花，说谁也劝不动他。忧心忡忡的志愿者希望他长命百岁。“他不在了，塔园也就结束了。”见过的许多人都这么说。塔园骨干王平是少数乐观者之一，她四处奔走，想为塔园挂牌，无论是爱国主义基地或是养生基地，她觉得挂上就行。

眼前要解决的难题是：把彭德怀像安上塔园。村委会一如既往地反对，沟通无效后，他决定绕过村委会，强行安装。

在村里，他得到村民杜老二的支持。杜老二拥有保卫队，他向彭启安承诺：有人暴力阻挠，他们就出来保卫。

“必须旗帜鲜明支持彭市长。”杜老二圆头虎脸，叼着中华烟，说话时嘴角轻轻向下撇。父亲杜惠崇曾是村里的老书记，正是在他任上，彭启安创建塔园。别人以为子承父业，他并不承认。他生于1970年代初期，对“文革”没有特殊的记忆，后来才偶然听到历史碎片，也知道了彭启安的坚持，由是产生了崇敬。他说村里级别最高的退休官员反对塔园，这影响着村干部的态度。但杜老二也是有分量的角色，在选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决定站到彭启安一边，协助和村里沟通谈判。

在博物馆，杜老二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试图为每个人安上角色。“如果我是‘文革'博物馆的捍卫者，那么你是什么?”他问管理员杜乔生。但杜乔生对“文革”全然不感兴趣。他想唱8月8日的祭文给杜老二听，杜老二转身走开了。

我想起那天，杜乔生带着我拜访陈昭民。听到陈昭民说自己地位卑微，他凑过来说，“那我就更卑微了。”他多想成为那个在公祭日唱祭文的人，不过他知道，这角色讲究社会地位。他悄悄背诵了几个版本，当他一一唱给我听时，简直陶醉得快流泪了。他说他是带感情唱的。“是对祭文的内容有感情吗?”他立刻兴味索然。“不是!是形式美文学美!”

阳光灿烂的下午，彭启安和杜老二站在山头讨论彭德怀像的安装方案。路线要怎么安排，突发状况怎么应对。走到一半，发现台阶被一条新修的道路截断了。彭启安不愿走回头路，不顾我劝说，一手抓住了一边的水管，爬了下去。

这一天，他为我讲解了每一处景点的故事。他把总结出来的“文革”罪名、历次斗争名称，读过打动人心的文章片段，都刻在了塔园里。临走前，还带我参观“文革”死难者的墓地。这是他建造塔园的起点。如今17年过去了，看着他介绍每一座坟墓，就像介绍自己某位老朋友。那个疑惑又浮上来，从海湾大桥到“文革”博物馆，彭启安经历了什么?

回城的汽车上，彭启安有些怅然。他说17岁因为贫穷参加革命，一心想翻身。后来成了党的忠诚干部，大跃进时夜以继日带头抓劳动，人饿得水肿却毫无成效，以为是自己把“好政策执行坏了”。“四清”时，自己是揭阳榕城镇（现为榕城区）副团长，生划出许多敌人，是忠诚的参与者。后来提出“地富反”、“社会闲散人员”也要给出路，到了“文革”时却成了罪状，关牢狱，被揪斗，终于痛彻心扉“承认了罪行”。

悔罪是真心的吗?他只反复说着当年的恐惧。1976年，他恢复了职务。他并不回望，而是投入到沉甸甸的新时代使命中。那时百废俱兴，改革潮流裹挟一切。他听从号召“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头扎到建设中，勤恳清廉，是“青天”式的官员。1983年，他获任汕头市常务副市长，几度上京求发改委批项目、堵截副总理以报告汕头状况，终于建成了华能电厂、汕头深水港、海湾大桥和四通八达的公路。一个个工程自豪地证明了经济高速腾飞、日新月异的中国现代化。被创富梦拉着快进的时代掩盖着创伤和断裂。

1996年的乱坟像是启动心灵的神秘按钮。它曾深藏于恐惧，深藏于国家召唤，深藏于作为“现代化”的经济神话。地摊上的书籍成了他的启蒙地，“文革”博物馆赠书一千余本，他看了七八百本。当他重新打量埋头苦干的岁月，就像从自己打造的繁荣地表，潜入地下的断裂带。

破旧的出租车快速驶出塔园，驶出乱哄哄的市场。天气很好，老人都出来锻炼身体了。他一路逆流穿过自己的人生。彭启安笑着说，如今我是不听话的人了。 [3]

游览笔记

塔山风景区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占地约2.13平方公里。是一处以塔山景观和宗教古迹、刻录“文革”浩劫的历史，悼念劫难的冤灵以启迪后人的旅游景区。景区属莲花山南端余脉，处于南峙山中段，山体环抱，塔山天池居中，山青水绿，自然景色优美。

景区人文胜景众多，有900多年历史、香火旺盛的塔山古寺，有十三亭观，有“ 云鸿戏海 ” 、“ 天池夜月 ” 、“ 龙泉古迹 ” ，九路、四桥、七牌坊、三十二奇石景 “ 晴岚滴翠 ” 、 “ 龙船载经 ” 等妙景和名人手笔石刻。还有旨在教育警示后人，防止悲剧重演的中国第一个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等。

[[文件:“文革”博物馆.jpg]]

“文革”博物馆

一进景区，庄严肃穆油然生起，塔园精心设计的八处景点：门石导心照，碑廊现实史，冤茔长青留，高塔永思安，低塔缅楷模，丹心铭永生，童鸽嬉天平，潮乐普天庆。这些景点让游子既饱览塔山明秀风光，又登高怀远，思往鉴来，让人们倍惜和谐大局，追求幸福生活。
秀美的景色固然吸引游人，可塔山最吸引人的是中国第一个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记得巴金老人说过：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他十分强调：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潮汕人民记住巴金的教导，把那段惨痛的历史记下来，教育子孙后代。因澄海是“文革”重灾区，四百多人冤死“文革”，十年伤痕累累。1996年民间开始筹划，经多方集资，1999年冬竣工。伤心的“文革”史镌刻于高塔的对面，成为“低塔缅楷模”的景观。

顺着塔园牌坊拾级而上，是文人学者的碑记，为纪念叶剑英元帅粉碎“四人帮”的功绩，叶帅塑像屹立此处。用花岗岩大石雕刻的书本记载“文革”悲伤的历史，要后来人记住它，不让悲剧重演。踏进“文革”博物馆，花岗岩的石板刻着“文革”的历史，一幅幅画面叫人想起不堪回首的岁月，近六十岁的人才能了解“文革”，而青年一代则感淡然无味。伫立于历史画面，依稀看到“文革”文攻武斗，红卫兵抄家破“四旧”，多少无辜知识分子游街遭批斗，读书无用毒害一代人，英雄交白卷让芳华正茂的一代成为“上山下乡”的牺牲品。
这悲凉的时光那能倒流，这惨痛的历史那能重演？

为此，温家宝总理2012年在 “两会”后答记者问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温总理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彻底清除“文革”遗留的毒素，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让“文革”遗留的毒素从各个领域包括政治体制方方面面给予清除，对“文革”淡然无味的青年一代要让他们读一读“文革”历史，才能“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文革”悲剧重演。因此，塔山园区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也成为青年教育的基地。

文件:“文革”博物馆.jpg

2021-05-17T21:27:16Z

文革史：

彭启安

2021-05-17T21:26:42Z

文革史：

彭启安，男，汉族，1932年生，广东澄海市人。1983年至1998年历任汕头市副市长、汕头市委常委，市政府顾问，正市长级干部。15年来，分工抓汕头市交通能源工作，领导组织深水港一期工程、广梅汕铁路、深汕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建设工程，国道324、206改造工程及汕头机场应急改造工程。获省交通厅“七五”、”八五”交通建设先进个人称号。“文革”博物馆的创建人。

[[文件:文革博物馆.png]]

文件:文革博物馆.png

2021-05-17T21:26:20Z

文革史：

彭启安

2021-05-17T21:25:43Z

文革史：创建页面，内容为“彭启安，男，汉族，1932年生，广东澄海市人。1983年至1998年历任汕头市副市长、汕头市委常委，市政府顾问，正市长级干部。...”

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文革博物馆

2021-05-17T21:25:27Z

文革史：创建页面，内容为“{{4}} 2005年元旦，位于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

{{4}}
2005年元旦，位于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建塔园的初衷只是为了纪念“文革”中死去的人们，随着彭启安阅读和思索的深入，“文革”博物馆已远远不止是一处凭吊死难者的陵园。 [1]

'''简单介绍'''

塔园的所在，其实就是一块坟场。这块坟场旁建起了一座“文革”博物馆。荒草丛生的坡地上，埋葬着70多个“文革”冤死者的尸骨。“文革”中，广东省澄海县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前来参加的“走资派”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当时挖坑草草埋在一起，后来尸骨无法分辨，只能立墓合葬。

一位退休副市长凭借个人良心和声望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十多年来勉力维持，困难重重。像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政治压力、个人良心、现实利益、乡土逻辑、宗族传统、法治观念在这里较量着。捍卫者对“反思文革”也有不同理解，他们相互审视：对“文革”的反思本身，是不是摆脱了“文革式”思维。

'''发展历史'''

“文革”博物馆的故事说来不可思议，1996年当他决心留下点什么，也许并未想到后来的规模和危机。

那年的某一天，他去位于涂城村的塔山风景区参加揭幕仪式，看到了山坡上一片乱坟。他才得知，这里埋着71位“文革”遇难者。在汕头工作多年，他并不知道这一段历史，至于自己30年前在揭阳被批斗三百多场的经历，也已尘封在记忆里，多年来忙碌操劳，淡忘了。
他还看到五哥林华的坟墓。当年国民党征兵抓走彭家二儿子，父母为筹钱赎回他，将五儿子卖掉。后来五儿子上凤凰山打游击，带彭启安走革命道路。没想遭遇“文革”，那时澄海斗争惨烈，死难四百多人，伤残者达四千多人。林华是澄海一名中学校长，也被活活打死了。涂城村和南徽村这两座相邻的村庄不可避免卷入革命，它们分属两派组织，后者得到军队支持，一次武斗中开枪射击，涂城方面死伤众多。

彭启安突发奇想：能不能建一个纪念性的东西?他是实干的人，立即得到十多名“厅级”老干部和当地老人支持，成立“长老院”。涂城村委大多经过“文革”迫害，也很快划出塔山上的土地，让彭启安建设。

建筑物不敢冠以“文革”之名，而命名为“塔园”。第一块纪念碑文老人们修改了十多遍，隐去施害者，以模糊的“遇难”代替具体的“打死”，生怕再次挑起矛盾。不过，“施害者”并没有跳出来反对，反对的倒是没有深刻经历的人或是“受害者”。

1998年，澄海县委书记叫停工程，说这是“揭伤疤”。老干部们阵容强大，能量充沛，县委书记只得向汕头市委打报告。市委对此保持沉默。彭启安态度强硬：如今你们反对，你们就是罪人。

起初是顺利的。彭启安主管交通电信等事项，他说“磨厚脸皮”，向曾经合作的企业募捐，也得到了市长基金，几年内获得了2000万元捐赠，塔园快速扩张，到2002年底，12个景点工程告竣。

次年，汕头市长调任省里前夕送来两本书--《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册。彭启安决心将这本书变成一座建筑。2000年前读到巴金对“文革”博物馆的呼吁时，他就这么想了。有人反对，称“文革”二字太刺激了，但彭坚持迈出这一步。2005年，“文革”博物馆落成。

'''创建人'''

“文革”博物馆的创建人[[彭启安]]老人。

[[文件:文革博物馆.jpg]]

文革博物馆

1993年，彭启安从汕头市常务副市长任上退下来后，仍以“政府顾问”身份主持一摊工作。1982年前的一天，他到澄海区塔山风景区参加活动，看到这块乱坟坡。当他获悉这些坟的来历后，内心的疤痕像被掀起了一样。不久后，他主动与一些经历过“文革”的老同志商量，共同筹划建立塔园。当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纪念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人们。彭启安是澄海本地人，“文革”前在邻近的揭阳县任县委副书记。当时他致力于发展生产、解决就业、整顿社会秩序，被树为典型，周围的十几个县都在学习“彭启安经验”。

“文革”爆发后，顷刻间典型就成了“三反分子”，头上带上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地主富农的孝子贤孙”的帽子。

后来，澄海县揪出“余林反革命集团”，作为澄海人，在揭阳工作的彭启安也未能幸免，以“余林反革命集团的黑干将”的罪名被正式逮捕。“我当时估计自己要被判30年徒刑。”怕记者听不清他那不容易懂的潮州普通话，彭启安特意竖起3根指头。事实上，他当时低估了自己的“罪行”。直到出狱后不久，他才听说，自己曾被列入被枪毙名单。

彭启安说，那段时间，自己是真心认罪，在学习班上，检讨写了80多页。“对毛主席一片忠心，丝毫没有怀疑过‘文革’”。因而，刚从监狱迈出第一步，他最大的感受是“感动”，“感谢共产党”。

1998年后，彭启安“全退”。这个自称“工农子弟，文化不高，只读过6年书”的老干部，开始读老年大学，“书店每两周至少要去一次”。这时，他第一次读到了巴金的《随想录》。如果说，建塔园的初衷只是为了纪念“文革”中死去的人们，那么，随着彭启安阅读和思索的深入，今天的“文革”博物馆已远远不止是一处凭吊死难者的陵园。 [2]

'''公祭礼'''

公祭礼进行到第6个年头时，80岁的彭启安老人表现出激愤。

“反对‘文革'博物馆就是反对共产党。”他站在炙热的阳光下，对着松散的人群发表演讲。每句话都像用尽全力，激动时不得不踮起脚尖，以蓄足说话的能量。头顶仅剩的一撮白发也随着情绪竖起又垂下。

祭奠计划再次被破坏，他如此愤怒以至于断定，“反对的人，必定在‘文革'中犯下不可告人的罪恶!”他说他欲哭无泪，又欣慰有539人无所畏惧来到现场。他深深鞠了一躬。

晒得无精打采的人群第一次爆发出掌声。随后，他们将手中的鲜花放到刘少奇雕像前。

刘少奇像矗立在安息园，对面围栏上刻着“文革”百种酷刑，读来让人不寒而栗。它们背后，是石壁上近万名“文革”死难者的名字。

2006年，安息园建成后，彭启安选定每年8月8日祭奠“文革”死难者。这一切进行得并不顺利，要克服的除了人为阻挠，还有恶劣的天气。这些年，参加祭奠的老人日渐衰弱，那位101岁的老干部已被送到医院。他们想改期，说受不了气候折磨。彭启安摇摇头，“这是我和全国两千万冤魂的约定，一诺千金。”

'''塔园正名'''

老干部的抗争

2005年春天一波三折，希望只维持了一小段时间。长老院的陈德鸿联系不上彭启安，他得知“上面来调查了”，对博物馆的命运忧心忡忡。老干部商量着和对方来一场大辩论。

陈德鸿85岁，曾是汕头政协副主席，回忆四十多年前的细节像是诉说昨天。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随时都有人闯进家门将他揪斗一番。他想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不如去涂城村参加保护他们的群众会议。结果却被打为“反革命集体”押进大牢。被审讯时，他眼睁睁看着隔壁那位被审讯的人死了。另一次在羁押地的食堂排队吃饭，一群人看其中一个不顺眼，就随手打死了他。当他描述这一切时，老伴尖叫着从屋里走出来，“过去的事情还提干嘛！”

陈德鸿轻声安慰：你不要怕。

彭启安在家等待一个多月，得到了结论：让博物馆不了了之。他觉得像“文革”批斗时那样，“结论”就是给他划定的圈，不得越出半步，遑论求得正名了。

那段时间前后，长老院给彭启安建议：结束硬件建设，转入维护和保养。他并未采纳建议，转而修建安息园、立刘少奇像、刻死难者名单、举行公祭礼……更多外来者进入塔园。

陈德鸿说，2005年后，彭启安就很少召集老人们参加决议，老干部也相继生病、去世。

当我致电提出采访时，彭启安用一种年轻利落、充满力量的声音说：“去塔园看看吧，看过了你才能理解我们。”

塔园建筑显得凌乱。是的，没有规划，钱一筹到就着手建景点。思安塔高耸，博物馆建成天坛的形状，有种古老的味道。广场的石壁上刻着任仲夷的题词：“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石壁下摆着黑白两猫，大概在宣扬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理论。而在另一处，你还能看到孔子像，按照彭启安的说法，孔子也是“文革”受害者。随处都能看到警言，比如：“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也许是下雨的缘故，“文革”博物馆没有开门，边上的石壁倒是刻着一封来信，谴责2009年塔园“关三门”事件。那时博物馆被关闭十多天，一条道路也被沙石截断。

在没关门的资料馆里，村民们干脆打起牌来，打发湿漉漉的下午。村民来这里最关心的也许还是挣钱。据说塔园的不被承认和宣传，导致了门庭冷落收入不高。但当我走进涂城村，问起“文革”及塔园，村民们告诉我，村干部打过招呼了，这是敏感话题。

从1996年起，彭启安和村干部保持着同舟共济的关系。到了最新两届村委手里，维护塔园的传统遭到了破坏。彭启安申请的所有项目，村委几乎一律否定；其中一两个景点的建设，是他几番上门请求无果后，找中间人帮助谈成的。这也许和控制用地有关，但彭启安认为，决裂是从他怒斥村干部开始的。
发现塔园的捐款遭到村委挪用，他怒骂并且索回。后来，一笔划拨给塔园的市长基金挂在镇上，村上就不愿去领取了。再后来，博物馆展出物失窃，挂靠在古寺的捐款账户也被注销了。

除了愤怒，彭启安别无他法。毕竟塔园从未经过旅游局批准，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也都归属涂城村。在塔园，他从未有过身份，只能算是“热心人士”。多次哀求、怒吼、冷战之后，他成了尴尬的存在，多余的人。

宗祠的影子

陈昭民端坐在祠堂里，严厉，语速飞快。老人围着他。这是一个金光闪闪的豪华祠堂，坐落在离涂城村不远的陈厝洲。“文革”时，两村同属一个叫“红农总”的群众组织。大队长陈昭民当起了“副司令”。围着他的老人向我展示被子弹击中的伤痕。我问老人为什么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说就是跟着头儿走。后来“红农总”被打为“反革命”，死伤数百。但1996年，彭找到陈昭民共建纪念碑时，陈坚持把两派的死伤人员都算进去。“都是受害者。”他说。从历史中解脱出来后，他开始怒斥“文革”博物馆的种种“堕落”。

“堕落”是指什么呢?吃饭多开发票、为塔著书领取稿费，凡此种种，让他觉得队伍里混进了趋名逐利之辈。最愤怒的还是，一套记录“文革”博物馆书籍的出版没有征求元老同意，“擅自去掉总结塔园建设的碑记”。

“这是否定创建塔园的15位决策者！”他正色厉声，“‘塔园千秋永碑志'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塔园无论出什么书都要把这块碑记放在前面！”

“‘文革'要反思的是造假。陈昭民不是反革命，被造假说是反革命。涂城的房屋被破坏了，反而被南徽污蔑是他们破坏了南徽的房屋，”他愤怒地说，“塔园出书也有造假!”

他指责“文革”博物馆时，也带着“文革”的烙印：将之归咎为彭“晚年糊涂、享受崇拜、听信谗言”。有一段时间，他将控诉印成传单，分发给塔园热心者，试图遏止这一切。

传单到了彭启安的手里，他当即写了“评青夜的骂人小字报”（青夜是陈昭民的化名）。在他看来，那是上纲上线的“文革”逻辑。彭启安多少有些委屈：碑记并没有去掉，只是没放到最前面；塔园从一开始就没有正式机构，而困境重重众口不一，如若凡事商量可能一件事都做不成；至于写书立传，作者付出心血，获得酬劳也是应该的。

志愿者间一度流传着“塔园出现了倒彭势力”，陈昭民则说，自己地位卑微，但敢于直言，是逆耳的忠臣。

陈昭民是宗族文化的捍卫者，凡事必提祖宗后代，著书则想功罪千秋。过去10年里，修建了10个宗祠，试图维系宗族的传统秩序。在当地老人的理解中，“文革”博物馆似乎附着宗祠的影子，须讲究尊卑有序、内外有别。

在这样的秩序中，他和涂城村的老人组感到被边缘化了。矛盾起初源自几年前的一张饭桌。当时塔园立下了“文革”受害者王佩英的塑像，她是富商张大中的母亲，家属前来参加落成仪式时，涂城村的老人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被安排在主桌上。慢慢地他们发现地盘被外来人挤占，自己倒成了“小媳妇”。

对公祭礼，老人们也颇有微词。“把全国两千万冤魂都招来了，涂城村受不起。”陈昭民诉说着老人的怨气与担忧，也为博物馆的困境而伤感，反复念叨着正本清源，“涂城人涂城地，澄海人澄海事。”他表达着挽救的焦急：清除外来“坏人”，尊重本地老人权威。“村里最有势力的就是老人，团结老人就能对抗一切!”

可彭启安想起2004年公祭礼时，原本安排献花圈的老人并没有出现。

陈昭民当然不愿意相信。他试图沟通、调和、挽救局面，但涂城村年轻的书记并不理会。这让他很生气，音调一下升了好几度：以前认人不认钱，之后认钱不认人！

民主的渗透

“我是冲进塔园的。”曾庆彬停顿了一下，“没错，冲。”

曾庆彬是塔园志愿者，45岁，算是塔园的年轻人了。他递给我的名片印着3个网址，彩塘民生网、塔园“文革”博物馆及潮安县基督教会。与我认识的大部分潮汕男人不同，他全然不谈挣钱的事。从塔园驱车出来，一路上蹦出来的民主、自由、哈耶克，让我感到些许分裂。

文革博物馆

文革博物馆(10张)

车子从潮汕公路拐进乡镇小路，越过几个村落，在田野边停了下来。他家像是简易工棚，摆着机车零件，墙上挂着字画。当他在薄木板隔出的小间里启动电脑时，自己的天地就展开了。

曾庆彬的前传是典型的潮汕故事。13岁的少年辍学闯天下，白手起家开了小工厂。后来工厂倒闭，卖起电动车。辛苦忙碌却找不到尊严感，萌生了从政当官谋权力的想法。自然以失败告终。此后他全心投入互联网。2009年，在自己的村庄，他开始帮人维权。他精力充沛，被某种强大的目标占据，视反对者无益者为垃圾，透出摧枯拉朽的气息。

“博物馆是我表达政治的场所。”曾庆彬试图将学到的民主理念带进塔园。2009年去参加公祭礼时，听到彭启安诉说后继无人的苦恼，他给彭启安写信自我推荐，一开始并未被其他志愿者接纳。后来，经过老同志的推荐，他才得以和彭启安见面。他建议用法律手段保护塔园，说只有民主法治才能防止“文革”重演，而博物馆却依然靠着个人崇拜和魅力在支撑，正是“文革”的思维。当时，彭启安只是微笑着说，谢谢曾先生，言语之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那些年里，彭启安都在思索塔园的发展之路。他去寻找接班人，找过汕头市政协副主席方展伟、市人大副主任余建明，他们很热心，却都婉拒了他。有志愿者私下嘀咕：“所谓接班人也是‘文革'概念。”

去彭化与制度化的道路也探索过，他尝试建立塔园委员会和基金会，都遭到村委会否决。

2010年，公祭礼遭阻拦。这回，他动员更多的热心者，曾庆彬也收到求助电话。那天，他发动了几百人前往塔园祭奠献花，这让他得到彭启安的认可，从此成了塔园活跃分子。

更多年轻的志愿者加入进来。在潮州彩塘镇，我在一家影印店见到85后曾祥游。当去了塔园，他才知道，原来存在这么一段历史。他成了志愿者，为博物馆建网站、传播信息。

老人们大多并不知道这些，正如我原先并不知道，在田野边的工棚里、公路边的小店里、日常而麻木的小镇里、冷清的“文革”博物馆里，更为现代的观念正蔓延开来。

保卫者游击战

塔园未来如何？彭启安把16字方针抛出来：不求正名，难求发展，只求存在，终求完美。

这问题想了无数遍。无路可走又放心不下，只能在塔园终老了。“老汉今年82，”他反复说这句话，大概是表达焦灼的方式。这一句式重复好些年了，危机如常，年纪渐长。女儿说起父亲，眼角泛起泪花，说谁也劝不动他。忧心忡忡的志愿者希望他长命百岁。“他不在了，塔园也就结束了。”见过的许多人都这么说。塔园骨干王平是少数乐观者之一，她四处奔走，想为塔园挂牌，无论是爱国主义基地或是养生基地，她觉得挂上就行。

眼前要解决的难题是：把彭德怀像安上塔园。村委会一如既往地反对，沟通无效后，他决定绕过村委会，强行安装。

在村里，他得到村民杜老二的支持。杜老二拥有保卫队，他向彭启安承诺：有人暴力阻挠，他们就出来保卫。

“必须旗帜鲜明支持彭市长。”杜老二圆头虎脸，叼着中华烟，说话时嘴角轻轻向下撇。父亲杜惠崇曾是村里的老书记，正是在他任上，彭启安创建塔园。别人以为子承父业，他并不承认。他生于1970年代初期，对“文革”没有特殊的记忆，后来才偶然听到历史碎片，也知道了彭启安的坚持，由是产生了崇敬。他说村里级别最高的退休官员反对塔园，这影响着村干部的态度。但杜老二也是有分量的角色，在选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决定站到彭启安一边，协助和村里沟通谈判。

在博物馆，杜老二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试图为每个人安上角色。“如果我是‘文革'博物馆的捍卫者，那么你是什么?”他问管理员杜乔生。但杜乔生对“文革”全然不感兴趣。他想唱8月8日的祭文给杜老二听，杜老二转身走开了。

我想起那天，杜乔生带着我拜访陈昭民。听到陈昭民说自己地位卑微，他凑过来说，“那我就更卑微了。”他多想成为那个在公祭日唱祭文的人，不过他知道，这角色讲究社会地位。他悄悄背诵了几个版本，当他一一唱给我听时，简直陶醉得快流泪了。他说他是带感情唱的。“是对祭文的内容有感情吗?”他立刻兴味索然。“不是!是形式美文学美!”

阳光灿烂的下午，彭启安和杜老二站在山头讨论彭德怀像的安装方案。路线要怎么安排，突发状况怎么应对。走到一半，发现台阶被一条新修的道路截断了。彭启安不愿走回头路，不顾我劝说，一手抓住了一边的水管，爬了下去。

这一天，他为我讲解了每一处景点的故事。他把总结出来的“文革”罪名、历次斗争名称，读过打动人心的文章片段，都刻在了塔园里。临走前，还带我参观“文革”死难者的墓地。这是他建造塔园的起点。如今17年过去了，看着他介绍每一座坟墓，就像介绍自己某位老朋友。那个疑惑又浮上来，从海湾大桥到“文革”博物馆，彭启安经历了什么?

回城的汽车上，彭启安有些怅然。他说17岁因为贫穷参加革命，一心想翻身。后来成了党的忠诚干部，大跃进时夜以继日带头抓劳动，人饿得水肿却毫无成效，以为是自己把“好政策执行坏了”。“四清”时，自己是揭阳榕城镇（现为榕城区）副团长，生划出许多敌人，是忠诚的参与者。后来提出“地富反”、“社会闲散人员”也要给出路，到了“文革”时却成了罪状，关牢狱，被揪斗，终于痛彻心扉“承认了罪行”。

悔罪是真心的吗?他只反复说着当年的恐惧。1976年，他恢复了职务。他并不回望，而是投入到沉甸甸的新时代使命中。那时百废俱兴，改革潮流裹挟一切。他听从号召“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头扎到建设中，勤恳清廉，是“青天”式的官员。1983年，他获任汕头市常务副市长，几度上京求发改委批项目、堵截副总理以报告汕头状况，终于建成了华能电厂、汕头深水港、海湾大桥和四通八达的公路。一个个工程自豪地证明了经济高速腾飞、日新月异的中国现代化。被创富梦拉着快进的时代掩盖着创伤和断裂。

1996年的乱坟像是启动心灵的神秘按钮。它曾深藏于恐惧，深藏于国家召唤，深藏于作为“现代化”的经济神话。地摊上的书籍成了他的启蒙地，“文革”博物馆赠书一千余本，他看了七八百本。当他重新打量埋头苦干的岁月，就像从自己打造的繁荣地表，潜入地下的断裂带。

破旧的出租车快速驶出塔园，驶出乱哄哄的市场。天气很好，老人都出来锻炼身体了。他一路逆流穿过自己的人生。彭启安笑着说，如今我是不听话的人了。 [3]

游览笔记

塔山风景区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占地约2.13平方公里。是一处以塔山景观和宗教古迹、刻录“文革”浩劫的历史，悼念劫难的冤灵以启迪后人的旅游景区。景区属莲花山南端余脉，处于南峙山中段，山体环抱，塔山天池居中，山青水绿，自然景色优美。

景区人文胜景众多，有900多年历史、香火旺盛的塔山古寺，有十三亭观，有“ 云鸿戏海 ” 、“ 天池夜月 ” 、“ 龙泉古迹 ” ，九路、四桥、七牌坊、三十二奇石景 “ 晴岚滴翠 ” 、 “ 龙船载经 ” 等妙景和名人手笔石刻。还有旨在教育警示后人，防止悲剧重演的中国第一个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等。

[[文件:“文革”博物馆.jpg]]

“文革”博物馆

一进景区，庄严肃穆油然生起，塔园精心设计的八处景点：门石导心照，碑廊现实史，冤茔长青留，高塔永思安，低塔缅楷模，丹心铭永生，童鸽嬉天平，潮乐普天庆。这些景点让游子既饱览塔山明秀风光，又登高怀远，思往鉴来，让人们倍惜和谐大局，追求幸福生活。
秀美的景色固然吸引游人，可塔山最吸引人的是中国第一个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记得巴金老人说过：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他十分强调：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潮汕人民记住巴金的教导，把那段惨痛的历史记下来，教育子孙后代。因澄海是“文革”重灾区，四百多人冤死“文革”，十年伤痕累累。1996年民间开始筹划，经多方集资，1999年冬竣工。伤心的“文革”史镌刻于高塔的对面，成为“低塔缅楷模”的景观。

顺着塔园牌坊拾级而上，是文人学者的碑记，为纪念叶剑英元帅粉碎“四人帮”的功绩，叶帅塑像屹立此处。用花岗岩大石雕刻的书本记载“文革”悲伤的历史，要后来人记住它，不让悲剧重演。踏进“文革”博物馆，花岗岩的石板刻着“文革”的历史，一幅幅画面叫人想起不堪回首的岁月，近六十岁的人才能了解“文革”，而青年一代则感淡然无味。伫立于历史画面，依稀看到“文革”文攻武斗，红卫兵抄家破“四旧”，多少无辜知识分子游街遭批斗，读书无用毒害一代人，英雄交白卷让芳华正茂的一代成为“上山下乡”的牺牲品。
这悲凉的时光那能倒流，这惨痛的历史那能重演？

为此，温家宝总理2012年在 “两会”后答记者问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温总理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彻底清除“文革”遗留的毒素，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让“文革”遗留的毒素从各个领域包括政治体制方方面面给予清除，对“文革”淡然无味的青年一代要让他们读一读“文革”历史，才能“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文革”悲剧重演。因此，塔山园区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也成为青年教育的基地。

为首座文革博物馆的民间性质叫好

2021-05-17T21:16:37Z

文革史：

{{4}}

　　20年了，[[巴金]]先生1985年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之后，终于有一座文革博物馆诞生了。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广东汕头市澄海区，今年元旦建成开放(《南方都市报》5月4日报道)。它偏居沿海一隅，已让一些人诧异；它出身民间，更让一些人失落。然而，此二者，我却要为它们叫好。

　　我能理解人们的诧异和失落，因为我们心目中的此类博物馆，从来都是由政府出面，财政出钱，国家级的组委会牵头，国家供养的专家出方案，国家信得过的建筑公司出劳力。不知道别人怎样，反正我在读到巴金先生的倡议之后，脑子里一直就是这样想的。

　　我认为，这么多年来，那么多响应巴金先生倡议的人们，其奔走呼号之中，有相当多数都是只知道盼望政府的，“所作忠而言之兮”，“待明君其知之”。这也是为什么只要国家不立项，这个倡导就只能是一纸空文的原因。

　　直到这第一座文革博物馆诞生，我重读巴金先生的那篇文章，才为自己的脑子感到羞愧。那篇文章在开头和结尾都强调说，“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

　　呼吁政府建立文革博物馆，以其公权力号召全民反思那十年浩劫当然没有错，而且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巴金先生所强调的“每个中国人”，显然包含了民间的力量。

　　汕头澄海的这座文革博物馆，它所在的地方，所属的性质，恰好证明，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记住这段历史，也都有能力书写这段历史，用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方式。这是它的第一个意义所在。

　　第二，不管建馆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它的民间性质，是对“文革”浩劫的最有力的反正。众所周知，“文革”中最大的破坏，乃是对民间和私有的绝灭，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文化上的，一切私有性质都是“毒草”，一切民间文化都是“四旧”，惟公为大，惟上是从。此种毒害之深，至“文革”结束之后，亿万受害者，只知道哭诉冤情，翘首平反；昭雪之年，大有春风遍泽、皇恩浩荡的气象。因此，民间地位的确立和个人意识的觉醒，一直是近30年来对包括“文革”在内的错误政策的反思的关键。

　　就博物馆本身而言，直到上世纪90年代，私人博物馆在中国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北京有一家被称为中国首家私立博物馆的古典艺术博物馆，是在1996年才获准成立的。又直到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出台，民间文物收藏才有了合法地位。而世界上一些著名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都是从私立发展而来的。据称，美国目前有约5000座博物馆，私立占60%，而中国的2000座博物馆中，私立仅占1%。如果你也同意博物馆是文明的一个象征，那么请你用两国各自的博物馆数除以该国人口数，看看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有多大。毫无疑问，美国博物馆文化的发达，与其私立昌盛关系重大。

　　第三，这个文革博物馆的建立，是对民间公益事业与道义担当的一个鼓励。中国经济发展之后，民间性质的公益活动与公共建设越来越多，但是正如该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中所呈现的，对于需要道德勇气的公益事业，仍有不少人退避三舍，或者草草打发。我当然承认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也并不责怪那些在赌场一掷千金而在此项请求中一毛不拔的人们，但是我仍然认为，人类的进步、尤其是对自身行为的反思的进步，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道义担当的勇气。（南方都市报长平）

来自：[http://www.huaxia.com/wh/whsd/2005/00315974.html]

为首座文革博物馆的民间性质叫好

2021-05-17T21:15:47Z

文革史：创建页面，内容为“{{4}} 　　20年了，巴金先生1985年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之后，终于有一座文革博物馆诞生了。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广东汕头...”

用户:文革史

2021-05-17T21:14:54Z

文革史：

[[崇尚文革的人，是不是良心错位了？]]

[[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增长奇迹]]

[[文革大事记]]

[[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文革博物馆]]

[[为首座文革博物馆的民间性质叫好]]

用户:文革史

2021-05-17T21:14:31Z

文革史：

[[崇尚文革的人，是不是良心错位了？]]

[[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增长奇迹]]

[[文革大事记]]

[[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文革博物馆]]

四人帮

2021-05-17T21:10:59Z

文革史：创建页面，内容为“四人帮的后事”

[[四人帮的后事]]

四人帮的后事

2021-05-17T21:10:44Z

文革史：

大家都知道，一般革命先烈，或是职位高的国家干部，死后都会进[[八宝山公墓]]，但是像[[四人帮]]这样的，肯定是不可能进八宝山公墓，那么他们会安葬在哪里？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四人帮]]的身后事。

[[姚文元]]

姚文元是比较幸运的，他在1981年经过审判之后，判处了20年的有期徒刑，刑期从1976年算起，到了1996年10月的时候，他就刑满释放了。

他和妻子金英很恩爱，他在出狱后就为妻子修建了坟墓，之后他主要在家中写回忆录，直到2005年12月23日，因为糖尿病去世，享年74岁。

姚文元死后和妻子合葬在一起，墓地在上海青浦区福寿园，为了不给子女带来麻烦，他虽然是和妻子合葬，但是墓碑上没有姚文元的名字，从外表看只是一个人的墓碑。

也有人说姚文元是留下了一块“无字碑”。

[[张春桥]]

张春桥也是在1981年进行宣判的，他被判了18年，在1998年1月的时候，被保外就医，在狱中的时候，1973年时张春桥已经和妻子离婚了。

但是没有对外界公布，张春桥在出狱后，仍和妻子在一起生活，直到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去世。据说他去世后被安葬在老家山东巨野县。

[[江青]]

江青是四人帮的主要人物，她是在1991年5月14日去世的，她去世后是唯一的女儿李讷，到狱中为她签署的死亡通知书。

据江青的秘书所说，江青生前嘱咐死后要葬回老家山东诸城，但是女儿李讷不同意，因为李讷不能去山东诸城为母亲守墓，又担心墓被人破坏。

后来经过上级批准，允许江青葬在北京，最后李讷选择把江青葬在北京福田公墓，这里背靠燕山山脉，引来的有永定河河水，算是一块风水宝地。

江青的墓碑是李讷和丈夫还有外孙合立的，墓碑的名称是江青的本名“李云鹤”，看好文,立碑人只有“女儿、女婿、外孙”几个字，没有具体的名字，据说是为了不引人注意！

[[王洪文]]

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他比江青晚去世一年，是在1992年8月5日，因肝病去世在狱中的。

他在被捕之前，还一直想要和妻子崔根娣离婚，但是入狱之后就没有离婚，而崔根娣也一直帮忙照顾王洪文的老家父母。

王洪文去世后，他的骨灰一直被妻子崔根娣保留在家中，为的是能够日夜的陪着他。

值得一提的是，王洪文有个女儿，是位成功商人，美国人曾邀请他的女儿去美国定居，但是被她拒绝了，她只说了四个字：我爱祖国。这句话，一下子就把一些有钱有权者的后代比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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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M4s9taQ9cySN-05GAmBqVQ 四人帮的后事]

四人帮的后事

2021-05-17T21:09:43Z

文革史：

大家都知道，一般革命先烈，或是职位高的国家干部，死后都会进八宝山公墓，但是像四人帮这样的，肯定是不可能进八宝山公墓，那么他们会安葬在哪里？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四人帮的身后事。

[[姚文元]]

姚文元是比较幸运的，他在1981年经过审判之后，判处了20年的有期徒刑，刑期从1976年算起，到了1996年10月的时候，他就刑满释放了。

他和妻子金英很恩爱，他在出狱后就为妻子修建了坟墓，之后他主要在家中写回忆录，直到2005年12月23日，因为糖尿病去世，享年74岁。

姚文元死后和妻子合葬在一起，墓地在上海青浦区福寿园，为了不给子女带来麻烦，他虽然是和妻子合葬，但是墓碑上没有姚文元的名字，从外表看只是一个人的墓碑。

也有人说姚文元是留下了一块“无字碑”。

[[张春桥]]

张春桥也是在1981年进行宣判的，他被判了18年，在1998年1月的时候，被保外就医，在狱中的时候，1973年时张春桥已经和妻子离婚了。

但是没有对外界公布，张春桥在出狱后，仍和妻子在一起生活，直到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去世。据说他去世后被安葬在老家山东巨野县。

[[江青]]

江青是四人帮的主要人物，她是在1991年5月14日去世的，她去世后是唯一的女儿李讷，到狱中为她签署的死亡通知书。

据江青的秘书所说，江青生前嘱咐死后要葬回老家山东诸城，但是女儿李讷不同意，因为李讷不能去山东诸城为母亲守墓，又担心墓被人破坏。

后来经过上级批准，允许江青葬在北京，最后李讷选择把江青葬在北京福田公墓，这里背靠燕山山脉，引来的有永定河河水，算是一块风水宝地。

江青的墓碑是李讷和丈夫还有外孙合立的，墓碑的名称是江青的本名“李云鹤”，看好文,立碑人只有“女儿、女婿、外孙”几个字，没有具体的名字，据说是为了不引人注意！

[[王洪文]]

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他比江青晚去世一年，是在1992年8月5日，因肝病去世在狱中的。

他在被捕之前，还一直想要和妻子崔根娣离婚，但是入狱之后就没有离婚，而崔根娣也一直帮忙照顾王洪文的老家父母。

王洪文去世后，他的骨灰一直被妻子崔根娣保留在家中，为的是能够日夜的陪着他。

值得一提的是，王洪文有个女儿，是位成功商人，美国人曾邀请他的女儿去美国定居，但是被她拒绝了，她只说了四个字：我爱祖国。这句话，一下子就把一些有钱有权者的后代比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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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M4s9taQ9cySN-05GAmBqVQ 四人帮的后事]

文革大事记

2021-05-17T21:06:56Z

文革史：创建页面，内容为“　　一九六六年　　三月十八日，河北邢台发生六点七级地震，三十四万人受灾。　　“文化大革命”开始。　　中国导...”

　　一九六六年

　　三月十八日，河北邢台发生六点七级地震，三十四万人受灾。

　　“文化大革命”开始。

　　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一九六七年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一九六八年

　　中国第二座跨越长江的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十二月建成通车。

　　一九六九年

　　中苏边境冲突酿成“珍宝岛”事件。

　　一九七０年

　　四月二十四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成都至昆明铁路建成通车，铁路线延伸到大西南。

　　一九七一年

　　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乒乓外交”叩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七月秘密访华。

　　同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六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一九七二年

　　尼克松总统二月访华，中美关系在隔绝二十多年后走向正常化。双方在上海公报中重申“一个中国”立场。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九月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一九七三年

　　邓小平在离职八年后复出工作，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军政事务。

　　一九七四年

　　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

　　大港、胜利油田相继建成。

　　埋没在地下两千多年的秦始皇兵马俑被发现重见天日。

　　一九七五年

　　中国第一次成功回收人造地球卫星。

　　一九七六年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开国元勋相继辞世。十月，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至此结束。

用户:文革史

2021-05-17T21:06:08Z

文革史：

[[崇尚文革的人，是不是良心错位了？]]

[[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增长奇迹]]

[[文革大事记]]

崇尚文革的人，是不是良心错位了？

2021-05-17T20:59:08Z

文革史：

{{4}}作者：Art班佐

'''前几日发了一些关于十年浩劫的文字，发现参与留言者很多都是指责文字歪曲了那十年，甚至应该思考那十年的美好……'''

'''下文作于2012年，今天如果做调查，对十年浩劫的支持率可能远远高于58%，因此这样的文章对我们今天有特别的警醒意义，值得更多人看到！'''

凤凰网历史频道一个关于文革的在线调查,结果是非常惊人的：'''支持十年浩劫的网友多达58%,反对那十年的仅42%。'''一场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运动，现在支持它的票数居然过半，这不得不让人反思。对此我觉得曹景行先生微博上有个建议不错：可以搞个十年浩劫体验基地，支持者优先体验。老的关牛棚，小的上山下乡，轮流批斗，每星期武斗一场。发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只许看毛选、样板戏、唱红歌，绝对不许上网、玩手机。起码半年，不够再延长。

'''体验那十年是什么样的滋味？'''

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你们想尝尝十年浩劫的滋味么？但是如果让你们回到文革，有些人估计一天也活不了。想象一下，你无意做了件小事，身边马上有思想“积极分子”打你报告，上纲上线给你扣帽子，他们阶级捞取政治资本，哪管你死活，这些你是否能忍受的呢？特别是这些告密者还是你最亲的人！要知道文革时期告密之风颇为盛行。儿子会向父亲抡起铜头皮带，丈夫可能是出卖妻子的“犹大”。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是个连跟亲近的人都不能讲真话的时代，因为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互相出卖是很普遍的现象。

在那样的道德环境下，即使幼稚的中、小学生也是很有心计。想象一下，你说每一句话都要小心谨谨，除非你不说话。因为当时在一些机关单位，有的人整天怀揣小本子，谁若讲了一句有毛病可挑的话，他一转脸，便掏出小本子，将其记下，某某于某日讲了什么话，有谁在场，记得一清二楚，然后向上级告密。有的告密者故意发两句关于上级或时事的牢骚，以“抛砖引玉”，等别人顺着他的话题，发表议论，告密者便把他所说的话记下，向上司邀功请赏。你们害怕吗？

想象一下，那时的人们都被禁锢在一地终身不得迁移，农民你就老老实实一辈子在家种地，除了当兵和考学。想出去打工都不行，你受得了吗？想象一下，你的出身就定好了，你有幸生在贫农家，那找你麻烦的就少些，万一你身在地主富农家，那你从小就定了终身了，地主反革命的后代，你终身就在批斗中过，你能忍受的了？想象一下，大好青年到农村锻炼，注意不是短时间，有的好几年回城，有的终身回不了城，好些漂亮女知青为了回城在村干部的威逼利诱下被迫出卖肉体换来一张回城的票，这些发生在你身上你是否能接受？

如果你们受得了这些，那么不妨建议把全国划出一个县，保持文革的一切。可在里面贴大字报、互相揭发、游街、批斗、黑狱、秘密处决、武斗，还可踢断老爹肋骨，当然伙食主要是草根树皮。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发猪肉票，布票，粮票，工业品票，一切都限量供应；切断与国外的一切联系，了解国外只能看《考考消息》，没有娱乐，没有互联网，电影就是八个样版戏来回倒。每天除了正常工作，晚上7点到9点必须参加政治学习，读报纸、读文件……那些十年浩劫的支持者们，你们谁先来试试？

'''一场浩劫，为什么还有人要怀念？'''

那些怀念文革的人，一个重要的论调就是：“文革时代没多少腐败”，“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文革”时真的“没多少腐败”？中国“走后门”“跑关系”的第一次高峰时期就是文革时期。当时高级干部的子女即使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农村，而没关系没背景的广大知识青年则长期呆在农村没完没了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教育”的典型方式就是无数女青年被禽兽军干和土包子村官强暴霸占痛苦无告…“特权”大行其道：“老干部”子女们读书的读书，参军的参军……1800万知青队伍中，无官场背景的平民子女付出最大的代价。

尽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官员和平民百姓都付出巨大代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输的空前文明灾难。可今天的多数普通国民却误认为文革是“有利于自己”的运动？至于那些文革后出生的庞大青年群体，因为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伤痛，大脑被谎言教育体制成功“格式化”，更倾向于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镇压贪官富二代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的“民主运动”。因为偏听偏信、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渴望改变现状，“文革幽灵”在朝野拥有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十年“文革”期间，且不说多少冤假错案，在数不清的“武斗”和镇暴中惨死的红卫兵就有多少？如果真把今天在风调雨顺中长大的年轻人放回“文革”社会，那样的日子恐怕连一天都过不了。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青年居然缅怀起一度让这个国家几乎毁灭的“文革”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知道“文革”究竟发生了什么。广东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也许大多数怀念文革怀念过去的人，他们其实怀念的并不是文革和过去本身，而是怀念文革和过去所代表着的自己的童年，以及被埋葬在记忆深处的许多青春时候的故事。比如知青们怀念下乡的时代，不能说下乡就是美好的，美好的原因不是下乡，而是那个时代代表着的自己的青春以及跟青春有关的许多回忆。更多的人怀念文革是因为对文革有错误的幻想，中国一些年轻人沉湎于扭曲的历史观，对并不遥远的沉痛教训一无所知，进而在无力改变的腐败、不公和挫败面前，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非民主、非法治等非常规手段治理社会。
今天，当远离文革的西方文明国家因为害怕犯同样的错误，而纷纷开设文革纪念馆时；深受文革毒害的中国人却还想重回文革？我们已经错失了很多历史机遇，今天运载我们的是“现代文明最后一敞末班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面是万丈深渊。下一个巨坑就在我们的脚下，一旦跌下去就会万劫不复，永远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何去何从？全在所有中国人的一念之间。

来吧，留言你们可以继续了……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byA8o43LWFp2LtgZhwJHDg 多余人佐迩]

刘鹤

2021-05-17T20:53:30Z

文革史：

刘鹤，1952年生，河北昌黎人。1969年吉林省洮南县瓦房公社插队知青；1970年38军服役；1973年北京无线电厂工人；1979年考入人民大学二分校工经系；1983年人民大学工经系硕士研究生；1986年毕业后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最新演讲：水落石出、大局已定、形势向好！]]

[[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增长奇迹]]

刘鹤

2021-05-17T20:53:08Z

文革史：

刘鹤，1952年生，河北昌黎人。1969年吉林省洮南县瓦房公社插队知青；1970年38军服役；1973年北京无线电厂工人；1979年考入人民大学二分校工经系；1983年人民大学工经系硕士研究生；1986年毕业后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最新演讲：水落石出、大局已定、形势向好！

[[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增长奇迹]]

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增长奇迹

2021-05-17T20:51:45Z

文革史：

{{4}}原题: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

作者：[[刘鹤]]

编者的话：今天是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通过55周年，小号选登刘鹤先生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以飨读者。

[[文件:刘鹤.jpg]]

'''增长的奇迹和六个成功因子'''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在三十年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万亿人民币，平均增长高达9.75%，经济总量是改革初期的14.9倍，国际贸易量超过2.1万亿美元，是改革初期的10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1.8万多元，约合2500美元，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约2000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四十多岁提高到今天的72岁，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也从第10位一路跃升到第4位。

奇迹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样的增长奇迹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先后出现，即便在甘肃的定西地区，这个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贫困地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总量在过去30年增长了10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6.8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衡量，都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总结发展现象的永恒主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由穷变富，以及如何实现由穷变富，怎样防止富国由盛到衰？发展似乎是有规律的历史现象，但发展的原因有时让人困惑，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

从中国变化的实际出发，我们看到，准备转轨的巨大经济体在最初经历了危机和重创，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

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成为发展的实践。在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下，成功的案例和各类激励因素不断积累，相互激发，铸就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持续和超常规的增长现象成为标志性的特征。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解释成绩的原因时，我认为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

历史反复证明，重大的危机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好的社会共识是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如果没有经历文化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国人认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可怕危机和噩梦。

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这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共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和历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比俄罗斯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选准了经济起飞的战略方向。

'''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

中国改革之初，恰是国际上一些国家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无力承受高福利的成本负担，大量产业需要转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和诸多条件。只要坚决开放，就可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关键在于决策。这就是当时世界的长期供求格局。

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历代领导人的正确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以往开放的历史记忆、海外华人、国际研究机构和企业家的智慧、一批学者的探索功不可没，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建国后打下的基础和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则起到支柱作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中国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但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发育的长期性和目前存在的不完善。

如果从大的方面回顾，改革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承认物质利益追求和保护合法的经济利益。这是从80年代安徽和四川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村改革进入国有企业的改革，直到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税制改革，以及最近推出的金融体制改革，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

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非常务实，因为两者最终都是为发展服务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

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从改革后历代中国领导人都把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承受脱离实际的政治风波，中国历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

正确的道路是逐步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加快实现依法治国。政府重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然这里肯定的是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前提下的合理政府行为。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已经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

当然，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民主的要求会日益加强，这是未来发展的崭新课题。

'''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文明的起点”。全球化背景下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问题，是在全球市场分工体系中找到和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后发比较优势明显存在，主要包括：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落差优势、高储蓄率、国际资本流动等。这些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相结合，成为巨大的增长动能。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从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素质到产业布局优势和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现象，发展初期的不利条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会逐步变成新的比较优势，这是快速发展大国中比较普遍的区域发展现象。如果相对落后地区找到了适合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商业模式和具备融入市场体系能力的话，这些地区就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

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地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到的国家软实力。

在中国不同地区成功的背后，通常的解释变量离不开资本形成、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或生产组织创新、重大的外部机会等经典因素，但如果追根问底，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变化时，解释变量往往要回到历史文化因素中去寻觅。上海、广东和山东发展模式明显不同，这是地理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区别。

一些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指出的历史沉重记忆和文化沉淀，在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的新趋势结合，则转化成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现在的确需要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祖归宗。

总的来看，中国出现的增长奇迹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凝聚社会共识、调整激励结构、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优势和文化潜在力量的结果，其道理直白而深奥。

在这部分，不应忽视和没有深入分析的有三个问题：过去30年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经济失衡现象和相对比较优势变化的描述、中国经济非均衡的特点和广义上的价格扭曲对增长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几次经济周期变化中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特点。

这三点都极为重要，但在较短时间内没有进入细节描述和定量分析，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判断。最后决定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抓大放小”，这一点想特别向读者加以说明。

'''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

中国的增长奇迹没有划上历史的句号。已经取得的成绩让人振奋，但它毕竟是阶段性的历史成果，作为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跃升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机会。

按照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国内市场规模全面扩大，社会和谐程度逐步提高，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中国发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发展前景甚至存在两种可能性。站在这历史十字路口，发展中国家走势分化的历史教训需要深刻汲取，对中国未来新的挑战需要准确界定。

写到这里的时候，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三年前法国驻华大使高毅先生约我共进晚餐，那时康德苏先生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职。康德苏回忆了一件往事。

他在任时，要迎接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国际货币基金做惯例拜访。从白宫到国际货币基金有十五分钟车程。康德苏苦思冥想，试图提出一个让新任美国总统在十五分钟回答不完的问题，以避免路途无话可说的尴尬。他问的是，总统先生，您最近经常思考的几个问题中，哪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克林顿思考片刻后说，我想是中国，如果中国实现城市化和轿车进入家庭，中国和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于是克林顿开始了他擅长的推理。果然直到终点新总统的话还没说完。

克林顿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他显然是站在全球视角考虑问题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开放经济体之后，我们显然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树立全球视野，做些更长期的展望。

我们的确需要归纳一下，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将会面临哪些主要的机会和挑战。经济发展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未来中国的变化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国家和自身历史的重复和再现。和早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复合型而不是线性的，随着时间推移，挑战不会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但机会将伴随挑战同时出现。

在诸多反复讨论过的课题中，我想特别提到三个长期问题：

'''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

无论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变化，全球化进程都在加快，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都在全面加强，但是目前的世界和中国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当中国决定对外开放时，世界流行的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资本自由流动和放松管制，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全球制造业资本需要找到新出路，中国似乎不需要定位就可以凭借比较优势自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但是今天，暂且不谈政治因素，世界经济生产要素的长期供求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使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时，受资源储量、土地面积、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初级产品供给出现价格刚性制约，这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变化进入了结构性加速上升期，依赖于少数大国最终市场的亚洲模式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突出，这使得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

另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使投机式的发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升级，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结构加快升级的国家不断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

更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引发水源断流、难民剧增、粮食供应不足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使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同时面临自己独特的课题。从宏观格局看，国内储蓄和消费高度失衡使得过大生产能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种增长格局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不复存在。

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70%的水平，风险和成本都在明显扩大。从长期供给条件来看，过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石油和部分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是长期现象，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点出现得过早。

总之，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

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

（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

（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更重要的是，正确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我国人多地少和缺水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选择。

记得1993年齐怀远部长带队参加达沃斯论坛，他派我参加经济政要的圆桌讨论。我是职位最低但是被提问最多的官员。会后，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

围绕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转移，过去30年我们遇到多少复杂的挑战和难题？粮食安全、农民利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转移劳动力素质、政府考核方法、财税制度、社会稳定甚至人权问题。

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表明，由于缺乏区域性的大城市所造成的大规模劳动力长距离流动性就业，是造成雪灾发生后交通堵塞的结构性原因。中国的基本国情使得生产力布局的长期供求关系远离均衡点，城市化模式的战略选择必须是国家行为。

但是，自然经济思维和利益分割的实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30年，我们大约转移了不到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占用了将近10亿亩的农田，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在城市化模式选择上的犹豫，使得分工、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等观念的实践都面临很大困难。

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兴起，这是工业化和分工深化的结果，我们没有赶上这次浪潮。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扩散，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我们经历了这一次浪潮，但是对此有所误解。

目前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开始起步，大城市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面对这些新趋势和国内城市化进程挑战诸多的背景，从战略上，我们需要认清潮流，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对混乱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应做好政府事权划分、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设计，培育和创造符合中国在全球经济定位的大城市圈。

从战术上，需要接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的教训，审慎和负责地处理各类现实问题，在建立城市功能区、接受大量转移劳动力和治理大城市带来的噪音、空气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决社会难题等方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路径。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强教育'''

经济增长、合理分配和可持续性是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则是高层面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一个人口数量逐步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出现。

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这个阶层的比重还是偏低，可能不足20%，难以支撑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和社会长治久安。为扩大“有恒产、有恒心”的中等收入阶层创造条件，是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

因此我认为，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占多数的目标。国际经验也表明，建立好的社会阶层结构至关重要，但是难度超过实现高速增长，因为增长的相关变量是快变量，而中等收入者稳步上升需要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更多，有很多是慢变量，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个过程中甚至充满陷阱。

国内一直讨论拉美教训问题。拉美的情况比较复杂，为此我到智利和阿根廷做过专题调研，我发现国内对拉美教训有很多误解。

所谓的“拉美教训”并不是被人们轻信的结论和判断，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不是拉美教训的元凶。拉美国家真正的教训是，在军政府向所谓的民主政府转化过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办法拉选票，放弃财政纪律和产权保护原则，做出各种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外债高筑，造成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和两极分化。

更为深层次的是，因为缺乏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性制约，才导致了拉美民粹主义的严重情结。在拉美访问时，智利的杰出研究人员们向我介绍，总结以往教训，发现忽视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员大量失业，造成贫困的再生且恶性循环。

但随后发现，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质量超过公立教育，教育质量差别又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别。而造成教育质量差别的原因，是公立教师激励不足。他们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一旦进入两极分化的陷阱，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他们的话是意味深长的。

十分清楚，使广大低收入者转变为有固定职业、有房产和努力向上的中产者，是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的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补贴和社会同情所能解决的，有时为了劳动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长期利益，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劳动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归于社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劳动者具备适应市场竞争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韧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夫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产生的”（当时哲学家处于社会顶层）。改变落后的习惯，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是减少贫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照样可以在东莞等地找到出路，但是今天和今后的环境将完全不同。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

我们的教育要使个人心理和能力素质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应当更加强调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首先是价值观念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仁爱之心，敬畏和感激大自然。加强心理教育和引导，使社会公众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加速时期逐步具备心理平衡能力，从自满、焦虑、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情节中得以超脱。

其次是增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其内容服从国家总体战略定位的调整。这是减少收入差距和适应全球化发展挑战的基础，也是形成国家创新能力的保障。知识界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激发劳动者的创业之心，而不是制造对市场机制的恐惧。从国家全球战略角度看问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同时出现，人力资源即将成为短缺资源，人力资本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因此，我们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视教育。创新是教育的函数，教育发展好了，创新成果将接踵而至。

最近，比尔盖茨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唯一的优势是通过开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优秀人才，转化为创新的优势。目前，我们的确看到了发达国家培养的人才向我国回流的趋势，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发达国家享受中国人口红利之后，享受一次发达国家提供的教育红利。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一直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当我看到美联储不断降息和对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之后，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因为挽救的对象是本应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

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这不是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

文件:刘鹤.jpg

2021-05-17T20:50:42Z

文革史：

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增长奇迹

2021-05-17T20:49:53Z

文革史：创建页面，内容为“原题: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作者：刘鹤编者的话：今天是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通过55周年，小号选登刘鹤...”

原题: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

作者：[[刘鹤]]

编者的话：今天是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通过55周年，小号选登刘鹤先生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以飨读者。

[[文件:刘鹤.jpg]]

'''增长的奇迹和六个成功因子'''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在三十年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万亿人民币，平均增长高达9.75%，经济总量是改革初期的14.9倍，国际贸易量超过2.1万亿美元，是改革初期的10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1.8万多元，约合2500美元，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约2000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四十多岁提高到今天的72岁，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也从第10位一路跃升到第4位。

奇迹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样的增长奇迹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先后出现，即便在甘肃的定西地区，这个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贫困地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总量在过去30年增长了10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6.8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衡量，都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总结发展现象的永恒主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由穷变富，以及如何实现由穷变富，怎样防止富国由盛到衰？发展似乎是有规律的历史现象，但发展的原因有时让人困惑，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

从中国变化的实际出发，我们看到，准备转轨的巨大经济体在最初经历了危机和重创，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

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成为发展的实践。在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下，成功的案例和各类激励因素不断积累，相互激发，铸就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持续和超常规的增长现象成为标志性的特征。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解释成绩的原因时，我认为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

历史反复证明，重大的危机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好的社会共识是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如果没有经历文化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国人认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可怕危机和噩梦。

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这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共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和历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比俄罗斯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选准了经济起飞的战略方向。

'''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

中国改革之初，恰是国际上一些国家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无力承受高福利的成本负担，大量产业需要转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和诸多条件。只要坚决开放，就可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关键在于决策。这就是当时世界的长期供求格局。

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历代领导人的正确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以往开放的历史记忆、海外华人、国际研究机构和企业家的智慧、一批学者的探索功不可没，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建国后打下的基础和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则起到支柱作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中国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但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发育的长期性和目前存在的不完善。

如果从大的方面回顾，改革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承认物质利益追求和保护合法的经济利益。这是从80年代安徽和四川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村改革进入国有企业的改革，直到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税制改革，以及最近推出的金融体制改革，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

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非常务实，因为两者最终都是为发展服务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

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从改革后历代中国领导人都把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承受脱离实际的政治风波，中国历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

正确的道路是逐步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加快实现依法治国。政府重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然这里肯定的是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前提下的合理政府行为。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已经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

当然，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民主的要求会日益加强，这是未来发展的崭新课题。

'''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文明的起点”。全球化背景下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问题，是在全球市场分工体系中找到和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后发比较优势明显存在，主要包括：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落差优势、高储蓄率、国际资本流动等。这些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相结合，成为巨大的增长动能。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从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素质到产业布局优势和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现象，发展初期的不利条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会逐步变成新的比较优势，这是快速发展大国中比较普遍的区域发展现象。如果相对落后地区找到了适合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商业模式和具备融入市场体系能力的话，这些地区就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

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地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到的国家软实力。

在中国不同地区成功的背后，通常的解释变量离不开资本形成、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或生产组织创新、重大的外部机会等经典因素，但如果追根问底，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变化时，解释变量往往要回到历史文化因素中去寻觅。上海、广东和山东发展模式明显不同，这是地理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区别。

一些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指出的历史沉重记忆和文化沉淀，在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的新趋势结合，则转化成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现在的确需要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祖归宗。

总的来看，中国出现的增长奇迹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凝聚社会共识、调整激励结构、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优势和文化潜在力量的结果，其道理直白而深奥。

在这部分，不应忽视和没有深入分析的有三个问题：过去30年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经济失衡现象和相对比较优势变化的描述、中国经济非均衡的特点和广义上的价格扭曲对增长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几次经济周期变化中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特点。

这三点都极为重要，但在较短时间内没有进入细节描述和定量分析，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判断。最后决定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抓大放小”，这一点想特别向读者加以说明。

'''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

中国的增长奇迹没有划上历史的句号。已经取得的成绩让人振奋，但它毕竟是阶段性的历史成果，作为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跃升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机会。

按照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国内市场规模全面扩大，社会和谐程度逐步提高，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中国发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发展前景甚至存在两种可能性。站在这历史十字路口，发展中国家走势分化的历史教训需要深刻汲取，对中国未来新的挑战需要准确界定。

写到这里的时候，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三年前法国驻华大使高毅先生约我共进晚餐，那时康德苏先生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职。康德苏回忆了一件往事。

他在任时，要迎接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国际货币基金做惯例拜访。从白宫到国际货币基金有十五分钟车程。康德苏苦思冥想，试图提出一个让新任美国总统在十五分钟回答不完的问题，以避免路途无话可说的尴尬。他问的是，总统先生，您最近经常思考的几个问题中，哪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克林顿思考片刻后说，我想是中国，如果中国实现城市化和轿车进入家庭，中国和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于是克林顿开始了他擅长的推理。果然直到终点新总统的话还没说完。

克林顿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他显然是站在全球视角考虑问题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开放经济体之后，我们显然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树立全球视野，做些更长期的展望。

我们的确需要归纳一下，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将会面临哪些主要的机会和挑战。经济发展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未来中国的变化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国家和自身历史的重复和再现。和早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复合型而不是线性的，随着时间推移，挑战不会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但机会将伴随挑战同时出现。

在诸多反复讨论过的课题中，我想特别提到三个长期问题：

'''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

无论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变化，全球化进程都在加快，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都在全面加强，但是目前的世界和中国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当中国决定对外开放时，世界流行的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资本自由流动和放松管制，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全球制造业资本需要找到新出路，中国似乎不需要定位就可以凭借比较优势自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但是今天，暂且不谈政治因素，世界经济生产要素的长期供求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使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时，受资源储量、土地面积、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初级产品供给出现价格刚性制约，这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变化进入了结构性加速上升期，依赖于少数大国最终市场的亚洲模式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突出，这使得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

另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使投机式的发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升级，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结构加快升级的国家不断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

更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引发水源断流、难民剧增、粮食供应不足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使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同时面临自己独特的课题。从宏观格局看，国内储蓄和消费高度失衡使得过大生产能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种增长格局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不复存在。

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70%的水平，风险和成本都在明显扩大。从长期供给条件来看，过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石油和部分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是长期现象，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点出现得过早。

总之，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

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

（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

（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更重要的是，正确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我国人多地少和缺水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选择。

记得1993年齐怀远部长带队参加达沃斯论坛，他派我参加经济政要的圆桌讨论。我是职位最低但是被提问最多的官员。会后，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

围绕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转移，过去30年我们遇到多少复杂的挑战和难题？粮食安全、农民利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转移劳动力素质、政府考核方法、财税制度、社会稳定甚至人权问题。

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表明，由于缺乏区域性的大城市所造成的大规模劳动力长距离流动性就业，是造成雪灾发生后交通堵塞的结构性原因。中国的基本国情使得生产力布局的长期供求关系远离均衡点，城市化模式的战略选择必须是国家行为。

但是，自然经济思维和利益分割的实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30年，我们大约转移了不到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占用了将近10亿亩的农田，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在城市化模式选择上的犹豫，使得分工、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等观念的实践都面临很大困难。

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兴起，这是工业化和分工深化的结果，我们没有赶上这次浪潮。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扩散，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我们经历了这一次浪潮，但是对此有所误解。

目前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开始起步，大城市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面对这些新趋势和国内城市化进程挑战诸多的背景，从战略上，我们需要认清潮流，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对混乱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应做好政府事权划分、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设计，培育和创造符合中国在全球经济定位的大城市圈。

从战术上，需要接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的教训，审慎和负责地处理各类现实问题，在建立城市功能区、接受大量转移劳动力和治理大城市带来的噪音、空气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决社会难题等方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路径。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强教育'''

经济增长、合理分配和可持续性是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则是高层面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一个人口数量逐步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出现。

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这个阶层的比重还是偏低，可能不足20%，难以支撑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和社会长治久安。为扩大“有恒产、有恒心”的中等收入阶层创造条件，是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

因此我认为，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占多数的目标。国际经验也表明，建立好的社会阶层结构至关重要，但是难度超过实现高速增长，因为增长的相关变量是快变量，而中等收入者稳步上升需要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更多，有很多是慢变量，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个过程中甚至充满陷阱。

国内一直讨论拉美教训问题。拉美的情况比较复杂，为此我到智利和阿根廷做过专题调研，我发现国内对拉美教训有很多误解。

所谓的“拉美教训”并不是被人们轻信的结论和判断，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不是拉美教训的元凶。拉美国家真正的教训是，在军政府向所谓的民主政府转化过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办法拉选票，放弃财政纪律和产权保护原则，做出各种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外债高筑，造成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和两极分化。

更为深层次的是，因为缺乏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性制约，才导致了拉美民粹主义的严重情结。在拉美访问时，智利的杰出研究人员们向我介绍，总结以往教训，发现忽视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员大量失业，造成贫困的再生且恶性循环。

但随后发现，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质量超过公立教育，教育质量差别又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别。而造成教育质量差别的原因，是公立教师激励不足。他们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一旦进入两极分化的陷阱，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他们的话是意味深长的。

十分清楚，使广大低收入者转变为有固定职业、有房产和努力向上的中产者，是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的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补贴和社会同情所能解决的，有时为了劳动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长期利益，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劳动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归于社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劳动者具备适应市场竞争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韧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夫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产生的”（当时哲学家处于社会顶层）。改变落后的习惯，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是减少贫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照样可以在东莞等地找到出路，但是今天和今后的环境将完全不同。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

我们的教育要使个人心理和能力素质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应当更加强调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首先是价值观念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仁爱之心，敬畏和感激大自然。加强心理教育和引导，使社会公众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加速时期逐步具备心理平衡能力，从自满、焦虑、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情节中得以超脱。

其次是增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其内容服从国家总体战略定位的调整。这是减少收入差距和适应全球化发展挑战的基础，也是形成国家创新能力的保障。知识界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激发劳动者的创业之心，而不是制造对市场机制的恐惧。从国家全球战略角度看问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同时出现，人力资源即将成为短缺资源，人力资本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因此，我们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视教育。创新是教育的函数，教育发展好了，创新成果将接踵而至。

最近，比尔盖茨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唯一的优势是通过开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优秀人才，转化为创新的优势。目前，我们的确看到了发达国家培养的人才向我国回流的趋势，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发达国家享受中国人口红利之后，享受一次发达国家提供的教育红利。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一直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当我看到美联储不断降息和对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之后，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因为挽救的对象是本应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

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这不是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

用户:文革史

2021-05-17T20:46:13Z

文革史：创建页面，内容为“崇尚文革的人，是不是良心错位了？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增长奇迹”

[[崇尚文革的人，是不是良心错位了？]]

[[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增长奇迹]]

崇尚文革的人，是不是良心错位了？

2021-05-17T17:42:23Z

文革史：创建页面，内容为“前几日发了一些关于十年浩劫的文字，发现参与留言者很多都是指责文字歪曲了那十年，甚至应该思考那十年的美好…… 下...”

前几日发了一些关于十年浩劫的文字，发现参与留言者很多都是指责文字歪曲了那十年，甚至应该思考那十年的美好……

下文作于2012年，今天如果做调查，对十年浩劫的支持率可能远远高于58%，因此这样的文章对我们今天有特别的警醒意义，值得更多人看到！

凤凰网历史频道一个关于文革的在线调查,结果是非常惊人的：支持十年浩劫的网友多达58%,反对那十年的仅42%。一场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运动，现在支持它的票数居然过半，这不得不让人反思。对此我觉得曹景行先生微博上有个建议不错：可以搞个十年浩劫体验基地，支持者优先体验。老的关牛棚，小的上山下乡，轮流批斗，每星期武斗一场。发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只许看毛选、样板戏、唱红歌，绝对不许上网、玩手机。起码半年，不够再延长。
体验那十年是什么样的滋味？
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你们想尝尝十年浩劫的滋味么？但是如果让你们回到文革，有些人估计一天也活不了。想象一下，你无意做了件小事，身边马上有思想“积极分子”打你报告，上纲上线给你扣帽子，他们阶级捞取政治资本，哪管你死活，这些你是否能忍受的呢？特别是这些告密者还是你最亲的人！要知道文革时期告密之风颇为盛行。儿子会向父亲抡起铜头皮带，丈夫可能是出卖妻子的“犹大”。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是个连跟亲近的人都不能讲真话的时代，因为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互相出卖是很普遍的现象。
在那样的道德环境下，即使幼稚的中、小学生也是很有心计。想象一下，你说每一句话都要小心谨谨，除非你不说话。因为当时在一些机关单位，有的人整天怀揣小本子，谁若讲了一句有毛病可挑的话，他一转脸，便掏出小本子，将其记下，某某于某日讲了什么话，有谁在场，记得一清二楚，然后向上级告密。有的告密者故意发两句关于上级或时事的牢骚，以“抛砖引玉”，等别人顺着他的话题，发表议论，告密者便把他所说的话记下，向上司邀功请赏。你们害怕吗？
想象一下，那时的人们都被禁锢在一地终身不得迁移，农民你就老老实实一辈子在家种地，除了当兵和考学。想出去打工都不行，你受得了吗？想象一下，你的出身就定好了，你有幸生在贫农家，那找你麻烦的就少些，万一你身在地主富农家，那你从小就定了终身了，地主反革命的后代，你终身就在批斗中过，你能忍受的了？想象一下，大好青年到农村锻炼，注意不是短时间，有的好几年回城，有的终身回不了城，好些漂亮女知青为了回城在村干部的威逼利诱下被迫出卖肉体换来一张回城的票，这些发生在你身上你是否能接受？

如果你们受得了这些，那么不妨建议把全国划出一个县，保持文革的一切。可在里面贴大字报、互相揭发、游街、批斗、黑狱、秘密处决、武斗，还可踢断老爹肋骨，当然伙食主要是草根树皮。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发猪肉票，布票，粮票，工业品票，一切都限量供应；切断与国外的一切联系，了解国外只能看《考考消息》，没有娱乐，没有互联网，电影就是八个样版戏来回倒。每天除了正常工作，晚上7点到9点必须参加政治学习，读报纸、读文件……那些十年浩劫的支持者们，你们谁先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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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浩劫，为什么还有人要怀念？
那些怀念文革的人，一个重要的论调就是：“文革时代没多少腐败”，“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文革”时真的“没多少腐败”？中国“走后门”“跑关系”的第一次高峰时期就是文革时期。当时高级干部的子女即使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农村，而没关系没背景的广大知识青年则长期呆在农村没完没了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教育”的典型方式就是无数女青年被禽兽军干和土包子村官强暴霸占痛苦无告…“特权”大行其道：“老干部”子女们读书的读书，参军的参军……1800万知青队伍中，无官场背景的平民子女付出最大的代价。
尽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官员和平民百姓都付出巨大代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输的空前文明灾难。可今天的多数普通国民却误认为文革是“有利于自己”的运动？至于那些文革后出生的庞大青年群体，因为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伤痛，大脑被谎言教育体制成功“格式化”，更倾向于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镇压贪官富二代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的“民主运动”。因为偏听偏信、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渴望改变现状，“文革幽灵”在朝野拥有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十年“文革”期间，且不说多少冤假错案，在数不清的“武斗”和镇暴中惨死的红卫兵就有多少？如果真把今天在风调雨顺中长大的年轻人放回“文革”社会，那样的日子恐怕连一天都过不了。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青年居然缅怀起一度让这个国家几乎毁灭的“文革”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知道“文革”究竟发生了什么。广东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也许大多数怀念文革怀念过去的人，他们其实怀念的并不是文革和过去本身，而是怀念文革和过去所代表着的自己的童年，以及被埋葬在记忆深处的许多青春时候的故事。比如知青们怀念下乡的时代，不能说下乡就是美好的，美好的原因不是下乡，而是那个时代代表着的自己的青春以及跟青春有关的许多回忆。更多的人怀念文革是因为对文革有错误的幻想，中国一些年轻人沉湎于扭曲的历史观，对并不遥远的沉痛教训一无所知，进而在无力改变的腐败、不公和挫败面前，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非民主、非法治等非常规手段治理社会。
今天，当远离文革的西方文明国家因为害怕犯同样的错误，而纷纷开设文革纪念馆时；深受文革毒害的中国人却还想重回文革？我们已经错失了很多历史机遇，今天运载我们的是“现代文明最后一敞末班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面是万丈深渊。下一个巨坑就在我们的脚下，一旦跌下去就会万劫不复，永远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何去何从？全在所有中国人的一念之间。
来吧，留言你们可以继续了……
God bless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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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够真实反映舆论表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是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所讨论的意义所在。

美国大选犹有尽时，然而撕裂愈合无期，哪里有正解？

在逼迫和灾难当中，我们怎么面对65岁？

如果你被同学群踢了，该怎么办？

6.5亿网民月薪不到5千，都在看短视频？都在忙着怼人？

凡人的品格，我为什么要写？

真正的信仰，从不信中涅槃重生。

【情况通报】出来了，该让谁去告知李文亮呢？

鸡血汤和鸭血汤。

人渣中的精英，精英中的人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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