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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

（1933一1938．10）

　　八一南昌起义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州的中共地方组织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仍然坚持领导广州工人阶级和劳苦群众开展反对新军阀的斗争，并于1927年12月11日，举行了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由于反动派在广州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起义以失败告终。此后，中共广州地下组织屡遭破坏，1928年先后有5任市委书记被捕牺牲，1929年5月至1932年8月，有3任市委书记及1位市委主要领导成员被捕牺牲。其中1928年5月出任市委书记的吴毅，是中山大学学生。他临危受命，重组市委，领导广州工人及郊区农民开展反抗斗争，并出版了油印刊物《手锤凿》和《工农兵》，以指导运动的开展，同年7月被捕牺牲，年仅21岁。自1932年10月始，至1936年6月，广州市中共地方组织已不复存在，中山大学的基层组织亦随之解体。

　　但是，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并没有吓倒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分散和隐蔽斗争仍在此起彼伏地持续中，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日帝侵占东三省后，民族矛盾激化，广州人民纷纷响应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组织起各种革命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在上海社联加入中共的何思敬于是年9月由组织部署到达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教授，他以同情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不与地方党和群众组织发生关系。1927年春入党但已失去组织联系的连贯，亦进入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192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中共但已失去组织关系的温盛刚，1932年从日本回到广州，以教师为职业掩护革命活动。中共两广省委于1931年9月20日和22日，连续发表反对日帝侵略中国的通告及宣言后，中山大学成立员生工友抗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并在广州开展拒绝买卖日货运动。是年10月10日，广州公安永汉分局局长杜煊泰镇压爱国学生和群众，酿成死难10余人，伤80余人，被捕100余人的永汉路双十惨案。1932年至1933年初，广州先后出现10多个进步文化团体，在何思敬与温盛刚的协助下，与中共中央文委领导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取得了联系，组成了该盟的广州分盟，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34年1月28日在社联纪念“一二八”事件两周年的剧场内外，大批特务军警共逮捕“文总”成员60余人，其中文总的领导和骨干温盛刚、谭国标、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遭敌人杀害，是为广州文总六烈士，其中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为中大学生，谭国标曾毕业于中山大学附属中学。牺牲时年纪最大的28岁，最小的19岁。以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为主体组成的中山大学抗日剧社，经过两年多的爱国宣传演出后，亦于1934年2月遭到镇压，主要成员李克筠被捕，其余成员亦被通缉，革命力量又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

　　镇压并不能阻挡青年人追求真理和进步，加上此时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更深得青年学生的拥护。拥护共产党，寻求党的领导，成为广州学生先进分子的共同心愿。这时在中山大学，同时出现了几个进步青年秘密组织，为党在广州建立外围组织及广州学生声援“一•二九”运动作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中国青年同盟”始建于1935年7月。原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上海党小组，于1935年7月与上级失去联系，该小组同意该科中共党员王均予转移到广州开展活动。王均予到达广州后，以该科原有的读者会为基础，整顿发展为“中国青年同盟”秘密组织。该组织要求成员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及苏维埃，遵守纪律．保守秘密。中山大学最早加入“中青”的是钱兴、栗稔、曾振声（曾生），后来相继加入的有袁鉴文、莫福生、杨瑾英、梁湘、梁奇达、周明、朱文畅等。

　　在中山大学高中部，最早参加“中青”的是张寿南（温焯华），后来加入的有刘汝琛、陈柏昌、周匡人、谭丕桓。

　　“突进社”始建于1935年10月，这是在何思敬的启发指导下建立的一个秘密组织，其宗旨为拥护中共号召，突破国民党的压迫，掀起抗日救亡高潮。由张直心牵头，动员吴超炯、叶乃勋、曹芥茹（杜埃）、陈维岳等人组成，稍后参加的有严蒲特（饶彰风）、黄焕秋、刘秉钧（刘天行）、余铭艳（余明炎）、陈树功及中大附小教师徐青、杨槐等，后来还向校外发展至一百余人。

　　“马列主义行动团”始建于1935年10月，成立地点在广州白云山摩星岭，这是中大青年学生自发组成的秘密组织，顾名思义是以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拥护中共为奋斗目标，牵头的是中大政治系四年级的云南籍纳西族学生李群杰，参加者有虞焕章（杨康华）、王甲纲、张箐、李驹良、曾镈共6人，后来还在外围建立读书小组，并向校外发展。

　　“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是另一个规模略小的秘密组织，主持者为中大的冯道先和罗范群，梁荣生（梁嘉）、杜渐蓬、赵君哲、钟骞及中大附中的周伯明参加这一组织。

　　以上这些秘密组织的共同特点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拥护中共的主张、积极寻求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这些组织之间，互有联系，通过各种活动团结同学，积蓄力量，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1935年冬，何思敬教授在中大校刊上发表了号召抗日的长诗，拥护中共八一宣言。不久北平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上述进步组织的骨干，迅速积极响应和声援，他们行动迅速，与西南军阀御用的学生组织“抗声社”作斗争，夺回了领导权，揭露了他们把持机构、包而不办的阴谋，选举产生了抗日大会主席团，组织了3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其中1月9日汇集全市学生及市民共达3万余人。群情激奋，声震羊城。1月13日，国民大学学生举行示威时，中山大学亦派出队伍支援，遭到陈济棠政权的镇压，中山大学纠察队队长冯道先等4人被绑架，随后又有中大学生栗稔、张凤楼、李驹良、梁嘉、雷瑞英等人被捕，曾生、钱兴等被学校开除，后经教师、家长及广大学生的抗议，虽然释放了被捕学生及收回了对栗稔等不予注册的成命，但冯道先惨死狱中，朱文畅被杀害，沉尸白鹅潭，公开的抗日救亡运动被取缔，爱国学生运动又转向沉寂。但经过“一二•九”运动锻炼的积极分子，政治上更趋成熟，统治者的压制，反而促使他们更加坚定了挽救民族危亡和积极寻求党的领导的决心。重建广州党组织的条件更加成熟了。

　　中山大学中共基层组织的重建，时间在1936年底，据王均予回忆，他经原中央出版部发行科党小组负责人易吉光的联系，于1936年5月到达天津，向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作了汇报，恢复了党籍，并经李同意，布置他回广州重建党的组织，“中青”成员可作建党对象。他于6月底回到广州，7月开始在广州几间大学中发展党员，中山大学最早加入党组织的是钱兴，到9月间，又陆续发展了李驹良、杨瑾英、栗稔、曾振声、梁奇达、周明等。与此同时，1936年春，“突进社”主要负责人张直心经何思敬介绍，在香港宋王台与北方局派来的薛尚实建立了联系，经薛介绍加入中共，薛并指示他回广州后可将“突进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1936年6月开始，他在中山大学发展了陈维岳、吴超炯、杜埃、李静音等人入党。在这一段时问里，“马列主义行动团”的李群杰、杨康华加入了党组织，“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罗范群于1936年9月在香港经苏蕙介绍入党。梁嘉于同月由金昌华介绍入党。

　　1936年9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薛尚实为负责人，中大学生饶彰风为南委成员之一。随后．南委在广州建立了直属支部，以张直心为书记，党员近20人。这个支部以中山大学原“突进社”中的党员为主体，兼有几个在国民党军队任下级军官的党员。1936年12月，南委领导下的广州市委成立。王均予任书记，中大学生罗范群和周明分别任组织部长和职工部长，梁嘉于1937年5月起任青年部长。市委下辖8个支部，中山大学支部是其中之一。

　　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建立时，首任支部书记为钱兴。1937年，金昌华及梁嘉继任。同年9月，市委决定由余铭艳（明炎）接任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张尚琼，宣传委员杨瑾英。市委布置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积极发展党员，克服关门主义倾向，党员发展至24人（南委直属支部及外调的党员未计入），各学院设党小组。文学院小组组长由张尚琼兼；理学院小组组长谭家驹；工学院小组组长莫福生；农学院小组组长陈任生；医学院小组组长李福海。余明炎毕业离校后，市委于1937年9月派出刘汝琛接任支部书记，莫福生为副书记，杨瑾英为组织委员，由3人组成支委会，下面仍按院别建立党小组。这一届支委会，工作至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在这一段时期中，支部自建立至结束共不足两年的时间，发展党员人数现在能查找到姓名的共102人（包括附属中学、小学28人在内）。估计实际人数会略多一些。这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后来经过抗日战争的考验和锻炼，都成为抗日救国斗争的中坚力量。中大支部在接近两年的时间里的主要活动是：

　　1、认真执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深入发动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动员、团结、组织他们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发展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好形势，并在运动中建立和发展党和党的外围组织，1936年5月，中大成立乡村服务实验区，在校区附近十余个乡村开展抗战宣传及科普教育，中青和突进社成员积极参与这一活动。1936年11月8日，广东文化界追悼鲁迅逝世大会在中大附中礼堂举行，金昌华、黄焕秋发表演说，饶彰风及杜埃在特刊上发表文章，此次集会开拓和促进了文化界的大联合。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我党提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广东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粤系军阀陈济棠下野。中大中共支部在省、市委青委的领导下，加强了党对抗日青年运动的领导，发扬中山大学自大革命以来素有的革命传统，率先建立抗日救亡组织，使之得以纷纷出现，首先于1937年12月26日建立了“中大附中抗日先锋队”，1938年1月7日建立了“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以公开面目出现，团结广大青年，壮大进步势力，并与省内其他6个著名青年团体共同组建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建立起爱国青年的统一组织。还在市区进行难民收容救济工作及组织大规模的慰问伤兵活动。支部还组织同学分散到省内各地农村，宣传和发动人民群众。广州沦陷后，中大抗先兵分3路，一路参加省抗先组织的东江区队（中大党支书刘汝琛及谭家驹、林耀族分任正副队长，刘汝琛为党组书记，李果为支部书记），另一路深入西江和中区农村，发动群众，建立青妇组织和农民武装，还协助地方党组织在农村建党。如鹤山县的党组织就是在1938年由中大抗先的一个队的党支部重新建立起来的。第三路由中大党支部副书记莫福生率领，随学校撤退粤北，参加广州大中学生总集训队，并成立新的党支部。 

　　2、向省、市委输送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为广东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省市委鉴于中山大学在华南地区所处的重要地位及中大党组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中大党支部非常重视，南委组织部长黄文杰和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都曾到过中大参加支委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及布置工作。在1936年12月至1938年10月的三任广州市委中，原中大党支部党员罗范群曾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梁嘉、周明、黄梅棣、吴超炯、周楠、杨康华等均为市委会委员兼部长。还有8名党员则出任过市属基层支部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李健行任榨油工人支部支书；李静音任妇女支部支书；邓贞子任女青年会支部支书；黄泽成任“救亡呼声社”研究部负责人；谭丕桓任“青年群文化研究社”中共支部支书；俞福亲任广州市妇女会理事，支部还动员了一批党员到国民党十二集团军从事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工作，支部在本时期发展和培养的党员在抗日战争后期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和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则更为显著。李群杰曾担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曾生曾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杨康华任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罗范群曾任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政委，周伯明曾任珠江纵队参谋长。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中山大学的一些优秀青年和中共党员共15人为革命事业光荣牺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有：陈铁军、陈铁儿、陈培仁、冯道先、朱文畅、沙文求、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谭国标。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有：支部书记金昌华于1942年在太行山战斗中牺牲。陈柏昌于1941年10月在东莞县绒旗墩被反动派逮捕后投入深潭而牺牲。林耀族在海南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杀害。谭家驹牺牲于惠州。钱兴曾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粤桂湘边工委副书记，1948年11月在怀集战斗中牺牲，他们的英名将永载史册。

本时期党员名单   74人

何思敬22　　  张直心　　    吴超炯　　    杜埃

陈维岳　　    李静音23　　  饶彰风（严蒲特）24虞焕章（杨康华）25

钱兴　　    张寿南（温焯华）  栗稔　　    曾生（振声）

杨瑾英26　　  余明　　    陈文汉　　    郑鲁秀

周薇雨27　　  刘汝琛　　    莫福生　　    林耀族

周匡人　　    罗光连　　    梁鉴文　　    李家珍

方芜军　　    罗湘林　　    徐桃龄　　    李光中

谭家驹　　    陈柏昌　　    许明远　　    吴逸民

李福海28　　  吴子熹　　    余萍　　    徐青

刘天行（秉钧）    余铭艳（明炎）     叶乃勋　　    陈树功

金昌华　　    罗范群　　    黄泽成　　    林西平

许侃　　    钟承宗　　    黎元杰　　    谢文思

廖建翔（祥）       李家鼎　　    李超　　    莫福枝

廖衡　　    邓贞子（邓戈明）   孔庆余　　    谭朗昭

洪桥　　    龙世雄　　    李群杰　　    李文浩

黎素绯　　    俞福亲（小曼）     钟远蕃　　    周楠29

钟靖寰　　    钟思明30　　  李康寿　　    陈任生31

张尚琼32　　  李驹良33　　  林玩34　　  何坤巽35

袁鉴文36　　  丘陶常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