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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身在山中，心忧天下，凭栏熟计连朝夜。菜根为饭草作鞋，要将历史从头写。”1954年，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填了一阕《踏莎行·秋日游爱晚亭》，称赞毛泽东组织的一段“新村生活”。

当记者10月上旬再一次来到爱晚亭下的岳麓书院，找到了当年“新村生活”的遗迹——半学斋里毛泽东寓室。虽然，这种“新村生活”有着就业压力的重要因素，但主要还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学“改造中国与社会”的一种探索。

实践证明，这种“新村梦”难圆。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青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成熟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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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半学斋

岳麓山里建“新村”

1918年6月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了。他和一些没有找到工作而又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工读同志会”的组织。大家寄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的半学斋）。

之所以住在这里，还是因为他们的老师杨昌济。杨开智曾回忆，谭延闿二次督湘时，杨昌济等曾向省政府进言，创办湖南大学。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任命杨为筹备办主任。开始，筹备办就设在杨家，后来迁到岳麓书院。老师同意，毛泽东等就在半学斋里开始了“新村梦”。

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如此描绘青年毛泽东他们的生活：“他们都很穷，吃上一顿愁下一顿，吃的是蚕豆拌米煮的饭；赤脚草鞋，上山捡柴，到很远的地方挑水。他们一边读着书，一边作今后的计划。这种工读生活，大家精神上感到一种分外的振奋……然而大家的心情并不悠闲，个人前途和天下大事都待解决。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用什么方法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的心情是最不宁静的，岳麓山古迹中流传的一副老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正好作为他当时心情的写照。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军阀的横行，张敬尧的昏暴，青年的烦闷，工农大众的痛苦，这一系列的问题，常常潆洄在他的脑中。”

毛泽东等的“新村梦”一开始，并不全部都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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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步：做过三次“新村梦”

其实，“新村梦”并不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们一种新生活的实验。毛泽东“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实施，毕业给他提供了一种契机，也就拥抱“新村”了。

但岳麓山里建“新村”，只是他“新村梦”的开始。以后，他还有过另外两次“新村”的计划和实践。

1920年3月5日，他“与陈独秀、彭璜等人联署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刊出”。这年5月，他在上海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正式实践工读互助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但这种日子过得很艰难，洗烫衣服要来回取送，“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12至15块钱。其中要有大约8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

1920年3月14日，在北京的毛泽东给长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就是说，毛泽东对“新村梦”实现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他最熟悉的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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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北京

注目在“菜园新村”

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

他既是为解决工作问题而来——经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当佐理员，也是担任湖南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驻京办主任”。没想到，他的“新村梦”在这里得到延续。

此时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钊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提倡下，正兴起了一股工读互助运动的浪潮。

王光祈是工读活动的热心实践者。他在《少年中国》杂志上描写了具体设想：在距城市不太远的乡下，租个小菜园，不大不小，够10余人种即可。再在其中建10余间房子，用中式建筑，分上下两层楼，“楼上做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做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园子西南角上建筑一个厨房，东北角上建筑一个厕所，房子后面建上一个球场。大家生活日程的安排：每天种菜两个钟头，读书、翻译各两个钟头，其他时间娱乐。种菜是为了从事“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且有收入；读书是为了“寻精神上的快慰”；翻译是为了“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还可以办印刷局，既传播新知，又获得收入。各国出的新书，可以立即把它们翻译、印刷出来，“我们就是文化交通上的‘火车头’”。

这年12月4日，王光祈在《晨报》倡议建立工读互助团并向社会募捐。12月24日，在王光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17人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总计有团员30多人，共分成3个组。这些小组以办俭洁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补习学校，乃至织毛巾、袜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肠等为“勤工”的内容，工余则“按照指定的科目、时间往北大上课”。

在此期间，毛泽东与王光祈、李大钊交往频繁，并经他们介绍正式加入“少中”。毛泽东对王光祈的“菜园新村”及工读运动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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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步：拜周作人做先生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30多人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驱张活动。

这一次，他遇到了“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周作人虽然日后成为汉奸文人，但此时却是一个追求上进者。

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这年7月，他来到日本，在留学之余考察了日本新村活动。在一篇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他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其实，他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并不了解其中真实情况。

周作人回国后，“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介绍新村活动。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1920年春，毛泽东到周的“新村”考察、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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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步：“新村”建设计划书

1920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

考察了周作人的，又参观了王光祈的，毛泽东开始殚精竭虑地设计自己的“岳麓新村”计划。

在这份潜心构想、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中，他设计了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架。

毛泽东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

他设想：“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村民”一天的作息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4小时工作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在这个新村里，设“工读同志会”，有生产、消费、储蓄诸部门，包括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共公园、公共博物馆等等。

设计后，毛泽东为继续驱张起程赴上海。5月到达，也就有了和彭璜、许文亮等那段工读生活。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员各奔东西，这份计划也就“无限期地推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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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悟：在再探索中选择

看着进出岳麓书院的人流，记者问自己：人们在这所“千年学府”中，一定看到了半学斋中毛泽东的寓室，一定看到了那段文字，他们有什么感想？

确实，“新村主义”，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它被中国的先进青年普遍接受，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受其影响。然而，它也仅仅是“流行一时”而已，“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

历史是如此记载工读互助团、新村实验的结局：

“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于是，“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可是，“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也因为“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这就是说，这种“新村”建设，仅仅是一种美丽的梦幻而已。

后来，毛泽东反思也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19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尽管“新村梦”破灭了，但毛泽东等人的这种探索精神永不过时；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失败中再探索，在再探索中又选择，不找到一条实现“改造中国与社会”和实现个人价值有机结合的道路，决不停下探索的足步。（制图/李雅文 记者 文热心）

■链接

致周世钊信(节选)

（1920年3月14日）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定为下列几种：

（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

（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

（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

（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蕴真）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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