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4日 (日) 10:07 江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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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的附中是1949年后中国教育的奇葩，集中了最好的师资、最好的生源，进行大规模的教育实验，活跃着教学方式的探索，允许学生一定程度的活动自由。到了六十年代，新式教育已到达成熟期、收获期。 
然而从三年经济困难走出不久，教育即调整充实了思想教育、阶级斗争学说、防止和平演变、抗拒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等内容。这些内容既体现在课堂教学上，也体现在招生政策中，体现在对出身不同的学生的不同政策之中。这些变化，已经现出文化革命的端倪。 
小学考初中那年（1963），刚成立的广州外国语学校提前招生。进入招生名单的绝大部分是学习好出身也好的学生（参阅外语学校学生徐泽荣《文革回忆二十二章》）。即如我，出于了解内情的同学家长劝说，放弃了外语学校招生录取名额，报考附中时也按照要求，交上父母单位说明父母参加革命日期、现在行政级别的一纸证明。虽然自认考试成绩很好，但无法证明这纸文件没有发生作用。 
考入附中第二年后，发现迟一年入校的干部子女明显增多，说明招生政策在1964年迅速向左转，更失公平。熟悉的一些高三毕业生，明明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但是无法考进任何一所大学，只能下乡务农。同班同学的姐姐、附中无线电小组组长冯素珍就遭到这种对待。 
从1958年起，高考前学校要对高中毕业生政审，政审依据不是个人表现和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政审结论将毕业生分成四类：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降格录取、不宜录取。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实行将教育的不公平、不公正合法化。大批优秀高中毕业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被拒于高等院校之外，有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另样人生。 
1964年空军在广州办滑翔学校，提前为军用飞行员挑选合格人才。全省中学生男生进行了三轮体检，广州市初中学生近5万人最终挑出80人，附中初二150名男生最后合格的仅3人，2班张沙俊，3班张西甫和我。省军区把全省合格者100多人集中广州沙河省军区招待所进行第四轮甄别，我在第四轮被淘汰出局。追问原因，一位带队的老军人悄悄告诉我，身体条件没问题，可惜你爷爷是地主。这是我第一次被血统论狠狠打脸。 
在学习班内班主任对干部子女的悉心培养自1964年始明显增强，班主任会召集班内干部子女开小会，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做好事，学雷锋，申请入团，要求进步。班主任刁贤生、曾秀琼把班里我们五个表现进步的干部子女集中起来，要求成立“五星小组”，在班里起带头作用，在社会上多做好事。我们为此在周末、假期到市内书店帮助店员售书，回校浇灌菜地。高三2班老红军子弟蔡晓彦同学自述，刚从外省进校不适应，学习成绩不行。班主任陈忠澍老师多次个别谈话鼓励，要求树立雄心壮志，自强自立，努力发奋。蔡晓彦在老师鼓励帮助下，第二年迎头赶上，高三时因品学兼优被同学选为团支书。 
附中各类智力竞赛（数学、物理、化学、作文）干部子女无法最优，毕竟附中附近高校集中，教授子女考进附中的众多，市内高知子女考进来的也不少，家学渊源，影响良好。但附中评价学生会加上社会活动、业余军体活动（射击、航模、无线电）表现。综合评价，干部子女还是占了上风。 
校长王屏山力推附中革命化劳动化的风气，使全体学生的道德标准外化为赤脚走路、补丁衣服、艰苦朴素，客观上培养了平民意识，主观上还是简单化形式主义。那时还真的形成风气，就是省级领导、大军区首长子女，也亦步亦趋。 
王校长夹在贯彻阶级路线和提高高考升学率之间，左右为难之际，不得不想出一个机会主义办法，按照“不宜录取”政策，贯彻阶级路线，招生向干部子女极度倾斜。好在附中生源丰富，每年在全省挑选初一、高一共600名新生，非常容易。 
学校开始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实验，也明显出现血统论痕迹。附中文革前夕发展了两名学生中共预备党员，两人的家庭出身都是革命干部。这不是巧合，王屏山也不至于要向那两位厅级干部献媚，主要还是受血统论影响。既符合形势要求，又没有风险。 
干部子女的优越感、责任感、出身论能够潜移默化、根深蒂固，家长的家庭教育影响功不可没。家长的严格要求意味着子女的责任重大，接班意识意味着权力继承的希望。附中的领导者则是自觉不自觉地推动这种思想方法，鼓励这种思维逻辑。非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确实感受到这种压抑和不平等，然而不敢怒不敢言，默认革命合理，向往改变出身。被灌输的定向思维是，在平等之上还有革命的原则，而革命家庭出身被默认为天然合理的评判加分标准。知识分子子女只好在学习上努力再努力，以致在文革后期，中学生集体流放农村的反人类运动中，他们在逆流中在痛苦中反而体验到一种平等的快乐，认为上山下乡“艰苦而不痛苦”。我的好朋友好同学LH（家长资本家）、TYD（家长铁路工人）曾经给我多次讲过这种在农场劳动改造时的奇异体验。 
这种历史的荒谬大概也可以解释文革中不同人等的诉求。有迷信的亢奋、血统论的泛滥，就有思想的自由，反血统论的呼喊。一切历史，不过是个人的心灵史。人性是如此顽强，又是如此不堪。 
在附中的主流教育中，革命合理，剥削有罪，阶级敌人心不死，人人需要思想改造，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革命后人天然革命，其余人等争取革命，思想必须向往革命等等意识深入人心。单向思维的培养日积月累，以致没有人会产生“不革命行不行？”的逆向疑问。 
这种教育也会出现策划者、教育者难以预料的结果。责任心、野心、目空一切，以革命为最高原则也会走火入魔，走向更左，将现存政权视作不够革命甚至反对革命。附中62级高一学生LXZ在校秘密组党就是一例。事件发生在文革前，更能说明革命教育成果已经成熟，文革发生的必然性前奏出现。组党与执政党分庭抗礼的行动震动广东当局，遭到镇压是必然的。案件破获后，因其父是老革命从轻发落，仍然让他上了大学。这是一件极具象征性意义的事情，培养狼性的教育，往往养出反噬自身的小狼。LXZ事件对两年后的附中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有没有思想上的传承，我问过几位当事人学长，他们均不承认。但以时间和逻辑推导，事情发生时他们已经是高二学生，肯定了解事件原委，知道LXZ的诉求，以致产生示范作用。至于态度的赞成与否，只是主观回顾。 
经过三年经济困难稍受打击的左的思潮，随着经济复苏而复苏，再经三年酝酿成熟，小狼已经养成，驯兽师承受苦果的时候到了。 
遍观1966年闹翻天的中国，出头闹事，逼死打死师长，搅乱社会的无不是各地的附中学生。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造反》、北师大女附中女生打死副校长卞仲耘、华南师院附中的全国第一张中学生大字报……数不胜数。师长心目中的优质产品中学生瞬间翻脸，附中的优秀学生先毁了他们的优秀师长。师长成了叛徒，学生成了叛逆。其中的荒谬血腥，岂是学生们几十年后的忏悔、教师们当时的后悔能够解释消解的？血仇的教育导致血腥的仇杀，阶级斗争在每一个人头上高悬利剑。尤其不能解释的是女性的凶残，笔者不仅从史料上得知师大女附中女生对女校长的凶残，也亲眼目睹华师附中女生对所谓地主资本家的残暴刻毒。 
年轻人的青春热情无可厚非，自古英雄出少年。他们的创造力、创新力丰盈。他们敢破壁垒，求新路，无顾忌，有梦想，有野心。受了十几年革命教育、阶级斗争提示，加剧了以天下为己任不知深浅的狂妄。阶级敌人的虚设为好斗的小狼树立现成的标靶。领袖对人性黑暗狂野的洞悉正好契合单纯的孩子理想，作为打头阵送死的红卫兵便呼之欲出。 
不可深责少年的热情和献身无畏，但要深究灌狼奶驱疯狂的领头人，也要追责我们的师长，追责帮忙帮凶的“好学校”“好老师”。全国各省最好的中学——“附中”，培养出最凶狠的红卫兵。红卫兵要忏悔，附中的师长要忏悔，虽然都属于上当受骗，但在狂热中少有将枪口抬高一寸之念，便说明附中人性教育的失败。主事者无可忏悔，他们至今仍在暗笑，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至今还在起作用。本来就准备下地狱的魔鬼，何来忏悔？
这一套阶级斗争不息，阶级敌人环峙的教育及王霸之道，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初的“富田事件”、井冈山王佐袁文才事件、延安整风……文革左的传统自从有武装斗争时开始孕育，每个鼓吹者、支持者、力行者，最后均被反噬自身。即如最后得益者毛泽东，也在惶惶不可终日、担忧死后腥风血雨的恐惧中离世。

六、附中文革初期

文革与文革前的时间节点在1966年《516通知》。5.16以前已经有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的文艺批判活动。这时的评判仍然局限在意识形态范畴，在5.16后才出现“触及灵魂”实际触及肉体的全民运动。以我的经历划分，文革开始的时间点从北大聂元梓5.25大字报开始，6.1毛泽东在杭州批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6.24——7.27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毛泽东8.1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回信鼓励。8.5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密集火力轰炸在北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随后的三个月全国“破四旧”破坏最惨烈，杀人最多。 
短短五个月，全国大动乱，动乱源头和指挥部却不是一个，指向的目标完全不同。指挥文革或者说借文革之名展开残酷争斗的确实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动员群众矛头向上，一个司令部指引群众矛头向下。一个司令部由首脑直接指挥群众，一个司令部通过固有党政系统引导群众。一个攻击，一个防御，防御的时有反击，攻击的没有停歇，你左，我比你更左。首脑的分裂导致族群的分裂，文革中期的分派武斗，此时已种下祸根。前一个司令部指挥摧毁了固有的党政系统，后一个司令部延续“三反五反”、反右派、打击“五类分子”的历来办法，导致了“红八月”开始的阶级屠杀。五个月中，此起彼伏，互有输赢，事后看来，哪个司令部的最终胜利都是百姓的灾难。 
十月后，毛泽东彻底扭转刘少奇的向下指向，指挥全国造反派向当权派夺权。刘少奇指挥的官僚系统全线崩溃、失控，打倒走资派成为运动主流。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号召全国大串联，实行全国全民总动员，将自己的意志发挥到极致。毛泽东动员群众之广泛深入，比刘少奇基本局限在城镇的破四旧对全国的影响要大得多。 
大动员也会走到无法控制的时候，1967年7.20武汉兵谏，揭开全国武斗狂潮。7.23广州中山纪念堂武斗紧随其后。全国武斗历时三月，到十月稍为平息。但两派之间摩擦不断，直至1968年7.3、7.24布告，全国军管，收缴民间枪械，撤除武装据点，武斗才基本平息。前后三年，实算两年半，混乱无序群众性的造反运动才算收官。1968年10月后红卫兵的主力中学生1700万人陆续离开城镇，流放农村。群众性的文革失去活跃分子，可算是基本结束。1966年6月起到1968年11月，整整30个月，群众性的文革结束。1968年底到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满打满算8年，斗争主要表现在上层，群众无法知晓更无法参与，完全恢复文革前位置和身份。 
依据上述线索看附中文革初期，有符合的也有游离的。按照高一同学李为民自主自为的标准，随着历史的快速进程，附中红卫兵由领先广州文革运动迅速走向无为无主方向，大致在1967年7.23武斗后作为整体力量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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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4日 (日) 10:07 江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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