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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T01:03:5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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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红镜头〉与杜修贤》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
毛远新 |《红镜头》与杜修贤

余涅附言：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红镜头〉与杜修贤》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发表在这里，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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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镜头》与杜修贤

毛远新

听到老杜去世的消息，我回想起十多年前的一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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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镜头》初版封面书影

上世纪90年代末，朋友给我寄来《红镜头》一书，上下两册，说其中有我珍贵的照片。我打开一看，该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署名："顾保孜撰文、杜修贤摄影"。封面"红镜头"三个大字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扉页分别有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的庄重题字："历史的见证"和"忠实再现历史"。可见此书在出版者眼中历史价值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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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肃立在毛主席的遗体旁边

打开书后，因朋友说书中有我珍贵的照片，我便首先翻看书中的图片。果然，在下册第667页上方，有一幅我站在主席遗体旁的照片（附图2)。这张照片，我还没见过，实在是太珍贵了。仔细端详照片，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30多年前，人生五味杂陈，在胸中翻滚起伏……

从往昔回到现实，第一反应就是从心底里感谢老杜，是他为我用镜头留下了那终生难忘的瞬间。杜修贤是新华社派驻中南海的摄影师，我和他多次接触而逐渐彼此熟悉。又因为他接替石少华，当了江青的摄影老师，我们多次在钓鱼台江青的住处见面而成为朋友。记得有一次，客厅中央的长桌上，铺满了他帮江青冲洗放大的彩色照片。当着江青的面，他给我讲解某张照片采光如何好，某张照片取景角度选得好，满口赞誉之词。我觉得其中有几张确实拍得不错，其他我看也一般。我没学过彩色摄影的原理，什么色调、色温等等术语，老杜讲得津津有味，我却听得似懂非懂。江青当面训斥老杜："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少拍马屁！"发觉老杜略显尴尬，我还替他打圆场说："老杜是专家，从摄影专业角度讲，恐怕他说的还是有道理。"……

凝视着手里书中的这张照片，我想，下次到北京，一定要约他见上一面，当面向老朋友表示感谢，并请他能给我也洗一张。

翻过一页，第668页下方的图片（附图3）却让我吃了一惊：长方形四个角的照片，右上角被一刀斜砍下去，变成了一张五边形照片。这可真是新闻图片史上的奇迹！细看照片内容，在毛主席的遗体前，由左向右站成一排的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三人。从江青再往右，却是被斩首、被砍腰、被断腿的五个人，从"残缺不全"的肢体看，很难辨认出那五个人是谁。图片下面的说明："'四人帮'的目光聚集在永远看不见这个世界的毛泽东遗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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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图片说明，不免令人费解。说是"四人帮"，却有八个人站在那里，其能看清的只有三人，不知其他五人作何解释。如果他们也属于"四人帮"，那为何要被砍头腰斩呢？如果不属于"四人帮"，图片的说明为什么要写成"'四人帮'的目光聚集……"，其他五人的目光又聚集在哪里呢？

再看说明中加在"毛泽东遗体"前那个"永远看不见这个世界"的定语，似乎表达了作者某种特殊的心理情结，结合此后我阅读全书所感知的作者的立场和口气来看，不知是幸灾乐祸，还是某种说不出口的怨恨。

我心中的老杜，还是30多年前原来的印象。当年在主席遗体前拍照的时候，他和我的心情，无论从表现出来的还是从彼此所了解的，是完全一样的。现如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沧海桑田啊……

失去了共同语言，朋友也会变得陌生！急于想见他一面并表示感谢的心情，变得茫然了。也好，这倒提醒我不要只看照片，还要看照片的说明，读镜头之外的文章。

书中文字，都是以杜修贤第一人称写就，虽然封面注明，是个叫顾保孜的人撰文，读来还是如同聆听老杜亲口叙述一般。老杜身为新华社派驻中南海的摄影师，又是文革中深受江青信任的摄影老师，书中图片，除少数另行注明摄影者外，基本都是老杜亲自拍摄，那老杜亲口所述文章内容的真实性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书中所叙文革以前的事，我未亲身经历，难以评说。但文革以后，特别是1968年以后的事，许多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见的，可并不都像书中所写的那样。有些事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根据常识，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提出质疑。比如，书中提到1976年2月江青去游泳池见主席那一段，人家老两口子当时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又没有第三者在场，更不会请摄影记者去拍照，你老杜怎么能有板有眼说得那么具体呢？难道你真在主席身边安装了窃听器？他书中好像提到，后来还被很多文章引用，说文革初期给他扣的罪名之一，就是带着窃听器潜伏在中央领导身边。读到这里，我就想笑，如果他当时真的背负有这类"罪名"，江青还可能把他一直留在身边而且那么信任吗？

此类涉嫌虚假的文字，在书中比比皆是。

一年后，我有机会到了北京，住在马甸桥那边的湖南省驻京办事处。当年主席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来看我，谈话中偶尔提到杜修贤，我说他那本《红镜头》书中，有一张我在主席遗体旁的照片，不知能不能帮我弄到。

他们马上用电话和杜修贤联系，老杜说他一定要来湖南办事处看我。

第二天晚饭后，老杜就来到我的住处。20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了，我们俩都很激动。老杜拿出个大信封，出乎我的意料，里面除了我想要的那张照片外，还有另外两张上面有我的照片。其中一张就是在《红镜头》书中有五人被砍头腰斩的那张，而且是完整的彩色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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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彩照原件

这回我看清了，江青右边被砍头的是华国锋和我，再往右被斩腰、断腿的依次是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

我双手紧握老杜的手，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老杜也很激动，上下打量我说："你，你身体还可以，我放心了。外边传你一条腿被打折了。"我说："别听外边瞎传，我在监狱里从来没有挨过打。只是十多年的铁窗生涯，脊柱患病，造成股骨头坏死，行动不大方便了。"我们共同回忆起20多年前的一些往事，聊得很开心。

是老杜先问我："你有我那本《红镜头》吗？我可以送给你一套。"我说："朋友已经送给我了，我是从书中得知这张照片的。"

"你对这本书怎么个看法？"老杜坦率地问。

"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我道。"当然是真话了。"老杜说。

"怎么说呢？......"我犹豫了一下。

"老朋友了，就直说吧！"老杜拍了拍我的手臂，爽快地说。

"你那本书里的照片，记录着我们党的真实历史，正如两位老帅题字所说，可以说是无价之宝。我给你打120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70年代初，一次在钓鱼台江青的客厅里，江青、老杜和我三个人曾一起议论江青拍摄的几张茶花照片，其中有一张拍得很好，我说可以打100分，老杜说可以打120分。

大概老杜也想起那次"打分"的故事，嘴角露出会意的微笑。

"但是，"我接着说，"作为记录历史的史料来看，你那本书里的文字，实在不敢恭维。照片和文字加在一起，顶多值50分。这还是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你那些文字，一文不值。"

"你，你．....．你怎么能，能这么说？"老杜瞪大了眼睛。原本就有点口吃的老杜，此时因为出乎意料，情急之下显得更加结巴了。

"老杜啊，"我说，"如果你出版的不是这本添加了许多杂七杂八文字的书，而是出版一本画册，除了你拍的照片，每张照片顶多再加个简要说明，包括拍摄的时间、地点、画面中人物姓名身份就完全够了。如果出版这样一本摄影集，作为历史资料，那将是无价之宝，完全可以得120分。"

老杜摇了摇头，看来无法接受我的说法。

"你当时不过是新华社的一名摄影记者，"我说，"你的任务，就是用镜头如实记录下每个重要事件的历史瞬间。至于描述那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评价那些事件中的是非曲直，原本就不是你的工作。据我的印象，你有相当高的新闻摄影专业水平，却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水平和文字水平。况且，你工作的条件、环境，也不可能接触那么多政治内幕。"

老杜默默地听我说，既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

"比如，"我说，"中央高层开了个什么会，你的任务不过是根据会议的安排，会前会后拍摄几张会议相关照片就离开会场了。你又不是会议的正式成员，你怎么就知道会议是怎么开的、谁说了些什么、谁是什么表情、谁的心里又在想些什么？而你书中，对这些内容却写得活灵活现。那些文字不是你臆造出来的，就是后来听别人讲，你抄来的。不是吗？还有些会议，没有你的拍照任务，你连边都沾不上，又怎么会知道会议内幕呢？比如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议，我是亲身参加者，我就没见请你去拍过照片，你怎么就知道会议的真实情况呢？还不是后来听了或看了别人写的东西，你抄来加工一下，变成了你的东西。我说的对吧？"

老杜很不情愿地轻轻点了下头。

我接着说："既然是若干年后，才从别人那里听来抄来的文字，那么加上你中南海摄影师的身份，就变成为真实的历史了吗？如果别人写的文字原本就有误或有假呢？尽管搭配上你真实的照片，难道就能变成真实的历史档案了吗？我注意到了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帅题字，说是'历史的见证',肯定是指你拍的那些照片，聂帅题词还特意指明是为你的'摄影集'题的字，而不是指你另写的那些文字。那一堆你听来抄来的文字，他们恐怕连看都没细看过，更不要说去一一核实考证了。你说是吗？这本书真正的价值在于你的那些照片！老杜啊，那些镜头之外的文字不仅不能增加价值，反而给你大大地打了折扣，因为其中许多内容经不起推敲，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老杜只是听，没有再和我争辩。看来他还是个老实人。我给他茶杯里加了点水，又递给他一枝香烟，并帮他点着。

两人默默地抽着烟，相对无语地坐了好一会儿，谁也没说话。

"唉！"老杜深深叹了口气，却欲言又止，似乎有难言之隐。

我转了个话题，问他："你知道李志绥在美国出版的那本书吗？"

"知道，"老杜说，"那是，是胡说八道。是美国人利用他的身份，故意丑化主席的。"

"我和你的看法一样。"我说，"据说李志绥原稿只写了政治问题，那些生活上乌七八糟的事，是别有用心的人后加进去的。"

"我也听说了。"老杜说，"书一出来，他就心脏病死了。我看他是自己吓……吓死的。"

"李志绥，"我继续说，"不过是保健局派来工作的医生。除了生病，主席从来不喜欢医生在身边，更不用说让他介入中央高层的政治问题了。中央高层许多会议，他连会场都去不了，他怎么会知道会议的情况？说实话，他还真不如你，会前或者会后，你还可能按要求去拍照片呢。对吧？"

"嗯。"老杜点头肯定。

看来老朋友之间还是有些共同语言。我又转回到《红镜头》话题上，说："你不觉得你那本书，和李志绥的书有某些相同之处吗？"

老杜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气冲冲地说："你……你，你怎么能把我和李……李志绥相提并论？"

我也急忙站起身来，笑着拉他坐下："别生气，别生气。老杜，我仅仅是讲，中央高层的一些重要活动，你和他都不是真正参与者。然而，你和他却都以亲身参与者的口吻，在那里评说一通。凭什么呢？无非是利用你是中南海的摄影师，他是主席身边工作医生的身份，以此抬高读者对你们所写文字真实可靠性的认同。在这一点上，你们基本上相同吧？"

老杜不置可否，只是坐在那里大口地吸着烟。

"但是，"我说，"你和他还有本质的不同：他发泄出对毛主席、周总理甚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强烈仇恨，而你还是拥护主席、总理，拥护共产党的，只是流露出对'四人帮'，特别是对江青的强烈不满。我说的对吧？"

老杜还是不置可否，大口地吸着烟。

我说："就说江青吧，虽然她也训斥过你，但我总的感觉，你们当时的关系相当好，她多次当我的面夸奖你。而你呢，当时对江青也非常敬重，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说是江青的摄影老师，后来更像是她随行摄影师。除去外事活动，你和江青个人的来往，你给江青拍的照片，加上帮她冲洗放大的照片，比起你和主席、总理的个人来往，比起给他们拍的照片，恐怕还要多，这是事实吧？可是从你书中的文字看，从一开始和江青接触，你就带着强烈的对立不满情绪，甚至是仇恨。这符合历史吗？如果你和江青的关系，真像你书中所写的那样，你也知道，江青那个人有那么过分敏感的神经，还有那么霸道的脾气性格，她早就给你扣上顶什么帽子，叫你滚蛋了。而事实是，直到主席去世她被抓之前，她对你都一直十分信任。我没说错吧？"

老杜依然不置可否，但脸色越来越难看。

"举个例子，"我往下说，"你书中说江青1974年给你改了名字，把'杜修贤'改成'杜秀咸'。你是什么态度呢？书中写你当时如何气愤，很有种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气魄。还说由于受不了江青这种强加于你的无理行为，还专门跑到医院，为此事向重病在床的周总理告了江青一状，经总理劝解，才忍气吞声地改了名字。是这么写的吧？"

老杜轻轻点了下头。

"这是历史事实吗？"我接着道，"江青给你改名字，我当时就在现场。好像不是1974年，大概是在1971年左右或更早。当时我恰巧就在北京，就在钓鱼台十号楼一进门的大厅里，还有一中队几个工作人员。你从江青的客厅里跑出来，兴奋得大声喊道'江青同志亲自给我改名字了！'你说江青认为'修贤'二字有封建色彩。你还拿起笔，边写边给我解释什么'秀丽的秀，咸阳的咸'。那时你那个高兴劲儿，在场的好几个人都有目共睹。我说的没错吧？那时候总理还没有生病住院。就为这点屁事还专门去请示'重病在床'的周总理，鬼才相信呢！江青是有给人改名字的爱好，但她只给当时她最亲信的人改名字，比如把'浩梁'改成'浩亮'，把'银禄'改成'英路'。当时你能得到这样的'待遇'，高兴还来不及呢，哪有一丝一毫的气愤不满？你居然还把周总理扯进来为你改名字之事作挡箭牌，你对得起总理吗？"

老杜原本就疙里疙瘩的脸胀得通红，只是闷头在那里不停地大口喘着气。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我问他。

憋了好一阵，他终于抬起头来。"唉！"老杜长叹一声："远新啊！就，就因为我和江青的特……特殊关系，就因为那些照片，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哇！粉碎'四人帮'以后，说我是江青的死……死党，审查批判了好几年，揪着不放呐！不这么写，人……人家能放过我吗？"

原来是这样。我说："原来你也受了这么大的牵连，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啊！"我诚恳地说，"我理解你的苦衷。对不起，刚才有些话，我说过头了，请你原谅。"

"算了吧。我吃的苦，比……比起你来，还差远了。"老杜说。两个人都逐渐平静下来，相互递烟，点烟……

老杜和我不同，他不过是新华社一个摄影记者，被组织上派到江青身边工作，是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他并不涉及、更未参与任何党内路线斗争的问题，不过是因为和江青的特殊关系，却受了几年的审查批判。种种因素驱使之下，出这么本书表示自己和江青划清了界限，也情有可原。只望读者能体谅其苦衷，书中照片是真实的历史，而许多附加的文字，不过是老杜为洗刷自己"清白"所制造的泡沫。泡沫终归还是会被历史的风雨冲刷掉的。

我拍着老杜膝盖说："有位看过《红镜头》这本书的朋友问我，杜修贤是否也参加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

"没有的事！"老杜打断我的话，"人……人家会相信我吗？"

"我对那个朋友也说，完全不可能。"我接着道，"而那位朋友说，有可能哟。杜修贤不是在书中说，在他给王洪文拍工作照时，就已经察觉出这位党的副主席正忙着搞阴谋诡计，想要篡党夺权吗？"

老杜满脸的无奈，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我从茶几上拿起那张八个人在主席遗体边的彩色照片，用另一张照片的背面，按他书中处理的方式，盖住其右上角，对老杜说："书中这张照片的处理手法，堪称新闻图片史上空前之作。你说呢？"

"那是出……出版社决定的，否则书都……都不让出。"老杜说。

"那张图片下面的文字说明，为什么要那么写呢？什么'目光聚集在永远看不见这个世界的毛泽东遗体上'。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是那么写的？不，不……不会吧？"他疑惑地问。"一字不差。不信你回去查查看。"我答道。

"那，那……是顾保孜和出版社定的稿，我都没再细看。"他说，"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哪有那么高的文……文学水平，根本写不出那些文字来。文字部分，全都是顾保孜写的，有些，还是按出版社要……要求改写的。不那么改，人家不……不给你出版。"

我明白了。《红镜头》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是不是可以说，中南海摄影师老杜"眼中的国事风云"主要是指书中的图片部分；而书中的文字部分，说是女作家顾保孜"眼中的国事风云"也许更准确些。老杜需要顾女士帮他涂抹富含泡沫的洗涤液，以洗清自己和江青的关系。而顾女士很可能需要老杜这块"中南海摄影师"的招牌，提高自己文字的可信度。各自的需求使双方合在一起，诞生了《红镜头》这样一个大量真实图片与不少虚假文字杂交的混血儿。

我送老杜到电梯口，说："是你说的嘛，老朋友要说真话。我说过头的，别往心里去。我真心感谢你那三张照片，我会永久保存的。"

老杜极不自然地苦笑了一下，连手都没握，扭头就进了电梯。

2014年10月初稿，2015年6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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