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文物破坏比“文革”时期严重得多 - 版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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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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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过了二三十天，来了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到了文物局说，发了群众倡议书还不行，还得有正式文件，所以你们应该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那文件也是我起草的，起草完送上去没多久就发了。
 　　因此，从文件上说，速度很快;从行动上说，总理随时都在制止;而且一个多月后，不搞扫“四旧”了，开始搞政治斗争。因此，“文革”期间，老百姓没有破坏文物，只是红卫兵的行动造成文物破坏，但实际时间很短，规模不大，而且很少。当时觉得是很多，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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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以后，从80年代中期发现又有盗墓、走私的了。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搞经济发展，老百姓搞盗墓、走私来钱啊。消失了几十年的现象沉渣泛起，又恢复了。1987年，国务院颁发了一个坚决打击文物犯罪的通告，集中打击了一段时间，有所收敛。可是到90年代就控制不住了。为什么?因为太多了，老百姓原来是保护文物的，现在有些老百姓跟着也挖这玩意，因为这个东西来钱。
 　　“文革”期间，破坏文物是个认识问题，说它是“四旧”，这容易纠正。可是到了80代末期、90年代可就不同了，那是利益问题，要来钱的。利益问题可了不得，根本没法制止。所以两个期间有两个不同，一个是认识问题，认识问题可以解决，而且在当时的气氛下，也容易解决，因为大家都不会跟中央领导抗衡，思想绝对和中央领导保持一致的。可是到这时候就不听话了，只要有钱，钱是命令，哪有钱哪去。所以我说，根本性问题是金钱挂帅，金钱决定一切，一切向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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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有一点很重要：那时红卫兵不认国务院，认当时的中共中央，因此保护文物得作数。而且，红卫兵之间也是有对峙的，有的红卫兵要砸，有的不要砸。比如西湖灵隐寺，一部分红卫兵要砸，一部分说是文物，不能砸，结果就守在里面对峙。后来打电报给中央，总理说，不能砸。
 　　当时好多例子都如此，比如西湖、曲阜、四川宝光寺等，总理说是文物不能砸，大家就不砸了。中央的精神很清楚，消息很灵通，很快就全国都知道了。因此，所谓破坏文物，就集中在这一阶段，实际时间很短。刚开始的确破坏了很多文物，但仅限于抄家或者打一点零星的东西，并没有把整个建筑烧了或者推倒，他们也没有那个力量。而且中共中央是很明确的，尽管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有了四个名义的通告和一个中共中央的文件后，中央重新召集了文物商店和博物馆的人。大家在都跑到北京造纸厂，日以继夜地抢救，抢救回来交给街道，再后来交给临时弄的文物清理小组。
 　　文物破坏时间短，规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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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文革”开始，红卫兵上街扫“四旧”，这时出现了毁坏文物事件，它所毁坏的文物对象，就是抄家。抄家一看，说文物是“四旧”，就给砸了，或者被抢走送到街道办事处;有的被送到造纸厂、炼铜厂，说是扫“四旧”要毁灭掉。这时，周总理派了一个团的解放军进驻故宫，红卫兵进不去，于是就保护了故宫。
 　　因此，“文革”期间的对象主要就是一般的抄家。还有些地方，比如庙里的佛，说这是“四旧”给砸了，但没有连锅端，没有把整个建筑都拆了，他们也没那本事，而且那段时间很短，也就一两个月。在此期间，不但总理采取了具体行动，而且还有四个单位联合出了一个保护国家财产的通告，哪四个单位呢?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家联合提出要保护文物遗产，专就针对红卫兵扫“四旧”：属于国家的财产，都不能破坏。通告第四条就是保护文物图书，很及时。通告一出来，他们就不敢砸了。
+　　随后，1967年5月，中共中央又颁发了一个专门保护文物的文件，叫《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护文物图书的通知》。当时“文革”有一个问题，所谓“新文革旧政府”，就是要造反，称当时国务院的文件都不作数。
 　　可有一点很重要：那时红卫兵不认国务院，认当时的中共中央，因此保护文物得作数。而且，红卫兵之间也是有对峙的，有的红卫兵要砸，有的不要砸。比如西湖灵隐寺，一部分红卫兵要砸，一部分说是文物，不能砸，结果就守在里面对峙。后来打电报给中央，总理说，不能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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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辰生]]		作者：[[谢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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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编者按：94岁的谢辰生先生被誉为“一部活的文物保护史”。他曾经担任郑振铎先生的业务秘书，1949年后在上海参与了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他主持起草了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60多年的文物保护生涯中，他起草出版了大量的文物保护文件、书籍，为制止文物走私、古迹破坏奔走呼号。当提到当前文物破坏的根源时，他有些愤慨，表示根本性问题是金钱挂帅，钱不仅毁了文物，还毁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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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革”期间，破坏文物是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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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上街扫“四旧”，这时出现了毁坏文物事件，它所毁坏的文物对象，就是抄家。抄家一看，说文物是“四旧”，就给砸了，或者被抢走送到街道办事处;有的被送到造纸厂、炼铜厂，说是扫“四旧”要毁灭掉。这时，周总理派了一个团的解放军进驻故宫，红卫兵进不去，于是就保护了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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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文革”期间的对象主要就是一般的抄家。还有些地方，比如庙里的佛，说这是“四旧”给砸了，但没有连锅端，没有把整个建筑都拆了，他们也没那本事，而且那段时间很短，也就一两个月。在此期间，不但总理采取了具体行动，而且还有四个单位联合出了一个保护国家财产的通告，哪四个单位呢?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家联合提出要保护文物遗产，专就针对红卫兵扫“四旧”：属于国家的财产，都不能破坏。通告第四条就是保护文物图书，很及时。通告一出来，他们就不敢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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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后，1967年5月，中共中央又颁发了一个专门保护文物的文件，叫《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护文物图书的通知》。当时“文革”有一个问题，所谓“新文革旧政府”，就是要造反，而且是“四人帮”反周总理，称当时国务院的文件都不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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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有一点很重要：那时红卫兵不认国务院，认当时的中共中央，因此保护文物得作数。而且，红卫兵之间也是有对峙的，有的红卫兵要砸，有的不要砸。比如西湖灵隐寺，一部分红卫兵要砸，一部分说是文物，不能砸，结果就守在里面对峙。后来打电报给中央，总理说，不能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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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时好多例子都如此，比如西湖、曲阜、四川宝光寺等，总理说是文物不能砸，大家就不砸了。中央的精神很清楚，消息很灵通，很快就全国都知道了。因此，所谓破坏文物，就集中在这一阶段，实际时间很短。刚开始的确破坏了很多文物，但仅限于抄家或者打一点零星的东西，并没有把整个建筑烧了或者推倒，他们也没有那个力量。而且中共中央是很明确的，尽管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有了四个名义的通告和一个中共中央的文件后，中央重新召集了文物商店和博物馆的人。大家在都跑到北京造纸厂，日以继夜地抢救，抢救回来交给街道，再后来交给临时弄的文物清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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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物破坏时间短，规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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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7年的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召集北京市所有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布置保护文物的任务。那次会议在礼堂召开，希望发一个保护文物的倡议书，说明文物不是“四旧”，后来倡议书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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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约过了二三十天，来了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到了文物局说，发了群众倡议书还不行，还得有正式文件，所以你们应该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那文件也是我起草的，起草完送上去没多久就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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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从文件上说，速度很快;从行动上说，总理随时都在制止;而且一个多月后，不搞扫“四旧”了，开始搞政治斗争。因此，“文革”期间，老百姓没有破坏文物，只是红卫兵的行动造成文物破坏，但实际时间很短，规模不大，而且很少。当时觉得是很多，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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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外，那时从来没有盗墓的，也从来没有走私文物的，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从建国以后，已经有30多年，是绝对没有专门盗墓搞钱的，走私也完全杜绝了。从1949年开始，就从此结束了文物被盗窃，大量外流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标志。这个标志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甚至是持续到90年代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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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现在说的都是历史，是事实，我们根据什么说话?根据历史的事实说话，不能随便想，随便说，那不行。实际“文革”期间，不但没有那么严重地破坏文物，而且还有很多重大保护设施，许多重要文物都是在那时发现的，比如马王堆出土了一个老太婆，一具完整的女尸，那是了不起的事情，当时惊动世界，惊动全国的。还有竹简、金缕玉衣通通都是“文革”期间出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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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9年，文物工作开始恢复。当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下放不到一个月，总理就把他调回来，在国务院成立突破口，任命其为副组长。当时，一个法国代表团来到中国，说是听说中国破坏文物很厉害，但实际看来并没那么厉害，就提议拿出去展览，让大家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总理觉得提议很好，就调了王冶秋回来，开始恢复文物工作，准备出国展览。拿出去展览的文物很多，继乒乓外交之后文物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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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既有破坏，又有可喜成绩”是正确评价文革期间的文物工作。我说的都是事实，可以核对。我还可以说得更详细，在此只是举例，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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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年代以后，文物破坏是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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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年代以后，从80年代中期发现又有盗墓、走私的了。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搞经济发展，老百姓搞盗墓、走私来钱啊。消失了几十年的现象沉渣泛起，又恢复了。1987年，国务院颁发了一个坚决打击文物犯罪的通告，集中打击了一段时间，有所收敛。可是到90年代就控制不住了。为什么?因为太多了，老百姓原来是保护文物的，现在有些老百姓跟着也挖这玩意，因为这个东西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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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革”期间，破坏文物是个认识问题，说它是“四旧”，这容易纠正。可是到了80代末期、90年代可就不同了，那是利益问题，要来钱的。利益问题可了不得，根本没法制止。所以两个期间有两个不同，一个是认识问题，认识问题可以解决，而且在当时的气氛下，也容易解决，因为大家都不会跟中央领导抗衡，思想绝对和中央领导保持一致的。可是到这时候就不听话了，只要有钱，钱是命令，哪有钱哪去。所以我说，根本性问题是金钱挂帅，金钱决定一切，一切向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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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一届二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而且批评了文物界。他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现在一切向钱看是绝对不能要的，要不得的。一些混迹于文艺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这在“邓选”里面有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他就提出批评来了，很尖锐的。利益的驱动制止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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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物屡遭破坏，归根结底，它的问题在于利益，在于钱，这个钱不仅毁了文物，还毁了一切。现在出了很多问题，不都是为钱吗?这一点我是感觉到的。文革期间和80年代以后不同地方是，认识问题和利益问题，利益问题决定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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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人民网黄维王鹤瑾魏青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