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斷魂曲”的版本间的差异
（创建页面，内容为“{{4}}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斷魂曲——毛澤東召見北京紅W兵五大領袖的談話●唐少傑 文革期間，鑑於清華大學1968年7月27日發生的...”） |
（没有差异）
|
2020年12月9日 (三) 02:08的最新版本
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斷魂曲——毛澤東召見北京紅W兵五大領袖的談話●唐少傑
文革期間，鑑於清華大學1968年7月27日發生的武鬥流血事件，28日凌晨毛澤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緊急召見了時稱北京地區紅_兵「五大領袖」：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和蒯大富。韓愛晶撰寫的《毛澤東主席召見五個半小時談話記》是目前為止關於毛澤東當日召見談話的比較可靠的文本。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鑑於清華大學1968年7月27日發生的武鬥流血事件，28日凌晨3時半至上午8時半，毛澤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南廳緊急召見了時稱北京地區紅W兵「五大領袖」：聶元梓 （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兼新北大公社領導人） 、韓愛晶 （北京航空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兼北航紅旗戰鬥隊領導人）、譚厚蘭（ 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兼北師大井岡山公社領導人）、王大賓（北京地質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兼東方紅公社領導人）和蒯大富（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領導人）。參加召見的還有時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實為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文革最高領導集體）的成員：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另外還有北京W戍區司令溫玉成、政委黃作珍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吳德。不知何故，當時作為該司令部成員的李作鵬、邱會作、張春橋沒有參加這次召見。參加這次召見談話的共計二十人。
我對毛澤東這次召見談話的文本重新解讀是根據韓愛晶撰寫的《毛澤東主席召見五個半小時談話記》（註： 下面引用的毛澤東談話，凡不註明出處，皆引自該《 談話記》 ）。據韓愛晶所言，近些年來，他收集了當時流傳的毛澤東此次召見談話的不同文本，多次請當時參加談話的聶元梓、蒯大富、王大賓（譚厚 蘭已病逝）事後追述、補充。這個文本已以某種形式公開發表，例如，據韓愛晶所言，已出版發行的《聶元梓回憶錄》1中轉述的毛澤東 「七．二八」談話就是根據韓愛晶所提供的這個文本2，並在美國華人主辦的網站「新世紀」（www.ncn.org）上全文發表。韓的這個文本是目前為止關於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召見談話的比較可靠的文本。相比較當時廣為傳抄、印行的幾個關於此次召見談話文本，這個文本的價值、準確性和翔實程度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為在當時流傳的文本完全是根據當時的形勢需要和傳達目的，有所選擇地公布此次召見談話的內容；而韓的文本不存在這種局限；此外，韓的文本之外的其他文本，都有過於簡單的特點，不能展現出這次召見活動的全貌。而韓的文本基於韓本人的現場速記稿和當事人的補充，在事後三十年的追述，凸顯出它的相對客觀、平和、細緻。
一毛澤東此次召見的直接起因是7月27日在清華大學發生的嚴重流血事件。清華文革群眾兩派，即「井岡山兵團總部」（以下簡稱團派）和「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以下簡稱四派），主要基於關於文革的分歧和論戰，於1968年4月23日爆發了大武鬥。這場直至7月27日由於毛澤東干預才結束的、史稱「百日大武鬥」的事件，共造成清華師生員工十一人死亡，四百多人受傷，經濟損失無法估計3。根據毛澤東的決定，由來自北京六十一個工廠三萬多工人組成的、中共中央警W團（8341部隊）人員領導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下簡稱工宣隊）進駐清華，制止武鬥，遭到了團派的武力抵抗，共有五人被打死，731人受傷。與此同時，四派採取了先是觀望後是認可的態度。那一天，進駐清華的工人和清華大學的所有人員都不知道這一工宣隊進駐是由毛澤東本人直接決定的。即使蒯大富當天下午趕赴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所在地，與吳德等人爭吵，他都不知道工人這次進駐清華的內情，直至次日清晨見到毛澤東不久，才如夢初醒。從韓愛晶7月27日午後趕往清華的經歷來看，他們這些紅W兵領袖（如韓愛晶、李冬民4等）和前來清華的工人都不知道調集數萬工人來清華的內情。清華的團派喇叭還在廣播，指責工人們受到了所謂楊（成武） 、余（立金）、傅（崇碧）及其黑後台的操縱。韓愛晶給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有關部門打電話，不得而知；給北京市領導人打電話，也聯繫不上。眾多事例表明，毛澤東決定派出工宣隊進駐清華一事，在實施之前，僅限於毛澤東身邊的一些人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所知。7月28日凌晨2時多，住在中南海而入睡不久的毛澤東被周恩來的電話叫醒，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了清華流血事件，毛澤東聽後，驚奇之餘，大為惱怒，脫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5毛澤東的這一當下反應，充分表明他完全沒有意識到派出工宣隊所帶來的事態的嚴峻性。當時，毛澤東再也無法入睡，驅車前往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開始6手處理這一事件。凌晨時分，韓愛晶接到電話，通知他去參加中央首長接見活動。在這之前，韓愛晶等並不知道是毛澤東的召見。在韓愛晶等四人來到人民大會堂等待接見之際，韓愛晶已經感覺氣氛與以往多少有所不同。他們在等待時，議論起清華白天發生的事情，只是王大賓提起了清華學生開槍打死了工人，看來，韓愛晶、聶元梓、譚厚蘭三人當時並不知道清華發生了嚴重的流血事件。他們在由謝富治領進會場時，才知道是毛澤東要召見他們。謝富治對韓愛晶等四人說：「今天是毛主席召見你們，還有中央首長參加。」 謝富治又重複說：「 是召見我們，不是接見啊。」6的確，這次活動不是毛澤東接見，更不是會見，而是「召見」。即使在三十年後韓愛晶依然使用「召見」一詞，表明了毛澤東迫不得已地舉行這次談話以及這五位領袖所處的窘境。可以斷定，在召見這幾位紅W兵領袖之前， 毛澤東已經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多數成員有過商談。韓愛晶也指出了這一點。這個商談的內容至今沒有透露。這種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集體地與紅W兵領袖談話的陣勢，空前絕後。
1968年4月23日清華團派和四派兩派爆發「百日 大武鬥」。7月27日毛澤東派出工宣隊進駐清華制止武鬥，遭到團派武力抵抗，共有五人被打死，731人受傷。28日凌晨，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了清華流血事件，毛澤東聽後，脫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當時，毛澤東再也無法入睡，驅車前往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開始É手處理這一事件。
蒯大富因為忙於處理雜事，沒有及時趕來。毛澤東在談話剛開始時，還有點不滿地問道：「 蒯大富沒有來？是出來不了，還是不願來？」謝 富治、韓愛晶分別作了解釋。由於在北京航空學院「暫時避難」，蒯大富是在7月28日清晨6時左右，才接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通知及聶元梓的電話轉告趕往召見會場的。在蒯大富進來時，據毛澤東身邊的警W人員回憶，他們把蒯大富隨身所帶的刀子等加以收繳7。根據蒯大富與我的多次談話記錄，他一再強調，他沒有攜帶任何刀子、手槍之類的武器8。我認為，蒯大富的說法是可信的。
毛澤東在談話一開始，就把向清華派出工宣隊的決定當成他個人的不容對抗的命令。毛澤東說：「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麼多工人去『鎮壓』紅W兵，黑手到現在還沒有抓出來，這黑手不是別人，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抓我好了！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W團就是我派去的。」據事後作為進駐清華的工宣隊指揮部成員之一的遲群的回憶，在7月26日，毛澤東在他的中南海住所?就派出制止武鬥的隊伍進駐清華問題，親自做了決定，並在清華的地圖前還對隊伍的進駐路線作了具體部署。召見完後，
謝富治在湖南廳門口對這五位領袖說：「毛主席批評了你們，一句話你們都不檢討。」9謝富治立即讓這五位領袖討論並且由韓愛晶執筆起草關於毛澤東這次召見談話的一個用於公布的文件，旨在立即有效地結束北京地區特別是北京高等院校的群眾武鬥。這個名為《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的文件，稍後得到周恩來等的認可，經上報毛澤東、林彪後，迅速地以布告、更多地是以傳單的形式轉發全國，而沒有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加以正式公布、傳達。毛澤東的此次召見談話，既是毛澤東在文革經歷了兩年多後最終決定重整文革的群眾問題（主要是群眾武鬥） 的契機，也是毛澤東首次也是最後一次通過同五位紅W兵領袖的談話方式，來改變大學的文革運動的轉機。這一召見談話體現了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理論的豐富內涵和其實踐的重要取向。
二
相比於毛澤東在文革時期幾個著名的、傳達到全國的談話，毛澤東的這次召見談話在當時公布出來的信息量似乎不多，但是它對文革局勢發展的作用，尤其是對文革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的影響，卻非常重要和深切。在這次召見談話中，毛澤東還有一些情緒化的東西，還有許多事態並不明朗的特點，例如，是否把工宣隊作為大學文革的領導力量，是否把大學的整個師生、尤其是那些在文革初期立下犬馬之勞的紅W兵和造反派學生，列入文革的對象，即「再教育」、「再改造」的對象，在這次召見談話中並不明確。然而，這次召見談話與毛澤東稍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之間具有強烈的互動，清楚地顯示出毛澤東那些直指文革全局愈益強硬的決斷和愈益具體的措施。毛澤東的這次召見談話，我認為可以從下幾個重點來加以解讀：這種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集體與五位紅_兵領袖談話的陣勢，空前絕後。在一開始毛就說：「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黑手不是別人，就是我嘛！抓我好了！」據事後遲群回憶，7月26日，毛澤東親自決定派出隊伍進駐清華，制止武鬥，並在清華地圖前對進駐路線作了具體部署。毛澤東是通過此次召見來改變大學的文革運動的轉機。
一）標誌6文革群眾運動的衰敗和群眾組織的終結文革群眾運動大致上包括了紅W兵運動、造反派運動，前者主要是以中學生、大學生為骨幹的推廣和普及文革的群眾運動，後者是旨在奪權（即奪取各省級以下地區、各基層單位的權力）的群眾運動。例如，正是給了清華大學附中紅W兵的「欽定」和鼓勵，毛澤東有了一支把文革的運作推向全國社會各個角落的突擊隊；又如，正是借用清華大學以蒯大富為代表的激進造反派，毛澤東就在文革初期破除了劉少奇等人所推行的那種沿襲過去政治運動的文革運作方式。把清華大學作為文革初期的一個前沿陣地，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就把文革鬥爭更大規模地推向全國、推向基層、推向各地。以紅W兵和造反派為主體的文革群眾運動，無疑是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屢屢得勢並且成功的一大「法寶」。到了1968年夏季，經過兩年的文革群眾運動，已經把文革最初的打倒走資派和進行「鬥（鬥資本主義）、批（批修正主義）、改（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這一文革主旨，轉換成了群眾運動的內訌直至內戰。經歷了由「文鬥」到「武鬥」 ，群眾組織本身已是千瘡百孔，自身的弊端和危機不亞於文革最高領導層內部的張力。在蒯大富來到之前，毛澤東6重談論怎樣解決大學內的文革兩派難於化解的武鬥，對此，毛澤東在氣頭上說出的一些話，顯得有些凌亂。在重複地提出的幾種解決武鬥問題的辦法中，看來當初，毛澤東向清華派出工宣隊沒有預料到會有嚴重流血犧牲。這是由於毛澤東派出工宣隊的決定沒有及時地、明確地傳達到清華（儘管毛澤東說過向清華派出工宣隊「沒有打招呼，是我的錯誤，間接打了招呼」），還是由於當時特定的理由而不傳達毛澤東的決定呢？這幾乎已經成為歷史懸案，也成為由於錯綜複雜的因素導致清華乃至整個文革發生轉折的一個關鍵點。儘管無法完全復原毛澤東派出工宣隊的初衷，但是我個人推論，毛澤東當時是想以派出的數萬名工人進駐清華，制止武鬥，促成群眾兩派大聯合，最終成立以團派為主體的清華文革權力機構。從毛澤東建議蒯大富當清華大學校長、沈如槐當副校長的說法，可見其端。然而，工宣隊進駐清華所遭到的嚴重流血犧牲，給毛澤東改寫文革初期歷史提出了一個嶄新的題目。
毛澤東最不滿意大學文革的一點就是：文革由最初確定的 「鬥、批、改」變為「鬥、批、走」，這?的「走」既指在武鬥形勢下廣大群眾對於自己所在單位的武鬥的迴避或出走，也蘊涵6對於文革初衷和文革主題的游移或背離。面對兩年來大學文革群眾運動的弊端，毛澤東提出了四個具體解決辦法：一是軍管；二是把武鬥的學校一分為二，即讓武鬥的雙方分離開來；三是鬥、批、走；四是繼續武鬥並且大打。在我看來，第一種辦法即軍管在當時曾廣泛應用於許多工廠、機關和部門，但對於學校是否進行軍事管制，毛澤東比較慎重，最終沒有決定在全國所有大學實行軍事管制。這是頗為值得回味的。第二種辦法把各個大學武鬥的雙方安置到不同的地方，這畢竟不太切實可行。正如毛澤東所言，就是在同一個群眾組織內部也會不斷分化，即使從空間和地理上把對立的群眾組織分離開來，也是如此。第三種辦法中的「走」即出走，有可能顯示出由於群眾運動的內戰而帶來文革的失敗。第四個辦法實際上也不可行，這更加顯示出毛澤東說出氣話之際的無奈、失望和焦慮。到了此時，毛澤東再也不會放任群眾運動自行其是了，再也不會容忍群眾武鬥繼續下去了。上述的四個辦法實際上都沒有採用，最後演變為由工宣隊佔領並主導大學乃至整個教育界。
毛澤東最不滿意大學文革的一點就是：文革由最初確定的「鬥、批、改」變為「鬥、批、走」。面對兩年來大學文革群眾運動的弊端，毛澤東提出了四個具體解決辦法：一是軍管；二是把武鬥的學校一分為二，即讓武鬥的雙方分離開來；三是鬥、批、走；四是繼續武鬥並且大打。這四個辦法實際上都沒有採用，最後演變為由工宣隊佔領並主導大學乃至整個教育界。
依我個人推論，毛澤東派出工宣隊的初衷是想促成群眾兩派大聯合，但工宣隊進駐所遭到的嚴重流血犧牲，給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嶄新的題目。1968年8月15日，《人民日報》在社論中公布毛澤東的「最新指示」：「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從此，以紅_兵和造反派為主體的文革群眾運動走向衰弱。
1968年8月15日，《人民日報》在慶祝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社論中，公布了毛澤東第一次發表的「最新指示」：「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bk這是首次向全國公布毛澤東基於清華 「七．二七事件」以來的文革策略的重大轉換。這也再次表明，在7月28日召見後，基於對當時大學文革情況的分析和對文革全局的推斷，毛澤東把最初派駐大學去制止武鬥的工宣隊「升格」為 領導大學的政治力量。隨後，毛澤東指示姚文元寫出 「宜有一篇指導當前政治的文章」bl時，這一點就非常明確了。8月22日，姚文元在把自己寫就的題為〈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認真搞好鬥、批、改〉一文送給毛澤東審閱。姚文元寫道：「整理了您的兩段重要指示，駁斥了一些錯誤的觀點，不知能否作為社論或署名文章在《紅旗》 用。」bm毛澤東修改、審定了姚文元的文章，把原來的題目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並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8月25日《紅旗》雜誌發表，次日《人民日報》轉載了經過毛澤東多處修改、補充的姚文元此文。毛澤東讓文革的頭號筆桿子姚文元而不是以文革時期著名的「兩報一刊」社論的形式來宣講文革的新策略，耐人尋味。毛澤東在姚文元文章的初稿上加寫進去的話語，則把由於清華「七．二七事件」所導致的文革策略的變化加以明確的概括：一是確立以工人階級身份出現的工宣隊對大學文革的佔領地位，「並且永遠領導學校」bn。二是所謂排斥工人階級的「全國各地那些被資產階級份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公民們」不僅咎由自取，而且應當研究這類獨立王國被摧毀的教訓bo。三是大學中所有的學生、知識份子，即使是那些在文革伊始造過「走資派」反的紅W兵小將，都不可能完成鬥、批、改等任務。四是在所有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和單位，要「打破知識份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佔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 ，只有如此，知識份子才「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bp。五是繼續進行毛澤東所部署的鬥、批、改等具體任務bq，言外之意，就是使文革沿6毛澤東指出的軌道進行，而不是陷於群眾內訌和群眾武鬥之中。8月25日同日，毛澤東批發了中共中央等《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這個通知指出，根據進駐大學的北京工人宣傳隊的經驗，決定向全國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派出領導各個學校文革的工宣隊br。自那時起，文革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實質上已經不起甚麼作用了。從1968年底，毛澤東號召廣大中學紅W兵學生到農村去、到邊疆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到同年底次年初，在大學的幾屆高年級學生一起畢業分配和幾屆低年級學生幾乎全部到軍隊、到農場接受訓練和從事勞動，再到1969年4月隨6中共 「九大」的召開而逐步恢復中共一元化領導及幹部管理體制，以紅W兵和造反派為主體的文革群眾運動經歷了由中心走向邊緣、由城市走向農村、由狂熱走向冷寂的命運，最終走進了它那衰弱、消解的歷史歸宿，並由此而宣告了文革初期的結束。正如毛澤東在這次召見時所說的，從北大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來，大學原計劃停課半年搞文革，到延長一年，再到延長兩年，他不願意繼續延長下去了，他說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我說三年就三年嘛！」到了8月19日，毛澤東在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員談話時，談及大學文革等問題，強調文革有關任務的部署，並作了一個判斷：「今年下半年，整頓、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時候了。」bs寥寥數語，既流露出毛澤東所期待的文革初期轉變將要來臨，又表明了毛澤東再也不願意讓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進行下去，再也不看好群眾組織的角色了。因而，文革群眾運動壽終正寢、文革群眾組織偃旗息鼓，就不是置身於其中的群眾及其領袖所能左右的了。（二）意味6紅W兵領袖和造反派領袖角色的衰竭這次召見談話的一大特色，還在於毛澤東對於蒯大富等五位領袖所表示出的不信任和指責，儘管毛澤東在當時再三地表示出對他們的關愛和惋惜。這五位領袖兼有文革紅W兵領袖與造反派領袖之化身的集合，他們不僅在北京地區的文革初期群眾運動中叱吒風雲，而且在全國的文革初期形勢中獨領風騷。他們在當時被冠之為富有意味的「五大領袖」的稱呼，而毛澤東稱他們為「五大將」，就從諸多側面顯現出他們的文革角色。毛澤東說：「你們這五大將，我都是護你們的。」 毛澤東在蒯大富還沒有趕來之前說：「 蒯大富這個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縱他的人是壞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這個經驗很多。」「我為甚麼不找你們的反對派呢？找你們幾個人來人講講，這件事，使你們有個準備。我歷來不搞錄音，今天錄了。因為你們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這個東西，你們先去討論、討論。」毛澤東由昔日對這五位領袖的重視到此時所具有的懊惱態度，體現出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矛盾而複雜的心路歷程。毛澤東已經體會到，文革不同的群眾組織或派別對於他本人的諸多指示、講話等，加以唯己所需地利用所帶來的後果，造成了毛澤東不願意看到的群眾組織混戰致使文革天下大亂的惡果。毛澤東力圖糾正在他的文革麾下聚集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要求的文革群眾對於整個文革大局的實用目的和功利做法，一個直接的後果就是自1968年底起，全國各地區、各部門的紅W兵風雲人物和造反派代表人物逐漸地遠離文革的政治舞台。毛澤東對於這些領袖的複雜態度還可以從下面這個情節中體現出來。晚來參加這次召見活動兩個多小時的蒯大富，進入會場時還不知道是毛澤東召見。當蒯大富一見到端坐在沙發上、身著白襯衣的毛澤東時，悲喜交集之情，無以復加，放聲大哭。毛澤東站了起來，其他人也都站立起來。蒯大富多年後對我回憶說，他像一個受到委屈的孫子見到慈祥的爺爺一樣，雙手緊緊握住毛澤東的手，一頭撲進毛澤東的懷?，縱情哭訴：「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毛澤東也落下眼淚，江青幾乎是失聲痛哭，其他人也淚盈眼堤。當蒯大富講到由「黑後台」操縱幾萬工人打進清華園，清華 「井岡山」群眾被抓或被迫撤出時，毛澤東轉過身來把手伸出來說：「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蒯大富曾對我說過，他當時聽到毛澤東的此話，情緒頗為激動，脫口而出：「不可能！」bt蒯大富的理由是毛主席每次派解放軍制止武鬥都是不帶槍、不打人、不罵人、不抓人，而「這次卻抓了我們清華井岡山的人」。毛澤東聽後有些惱怒，責問謝富治、溫玉成，並命令把抓的人統統放了。毛澤東氣憤地繼續說道：「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來抓呀！把我抓到W戍區吧！」「蒯大富，你真蠢呢，我們搭梯子讓你下來，你不下來」 ，問題在於蒯大富事先既不知道有這種「梯子」，又在事發之際根本不可能「下來」 。然而，毛澤東對於五位紅W兵領袖的關愛之情溢於言表，他強調說：「不管運動中有多少缺點，我都是護你們的。」 他對這五位領袖情況的了解似乎如數家珍。毛澤東對於五位領袖的態度還分別具有不同的特點：對聶元梓的批評相比之下顯得過多，對蒯大富顯得恨鐵不成鋼，對王大賓有些欣賞，對譚厚蘭給予鼓勵和希望，對韓愛晶則是作了多次的肯定和讚揚。又如，在參加召見的這五位紅W兵領袖中，韓愛晶說話最多，在場的姚文元、陳伯達、江青、康生屢屢批評韓愛晶總是愛提出前途問題、信心不足、不懂馬列主義等等時，毛澤東一再制止這些人對韓愛晶的批評。在韓愛晶當面請教毛澤東關於中國未來前途的大問題時，毛澤東頗有感觸地說：「想的遠好，想的遠好。這個人好啊，這個人好啊。」「韓愛晶這個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輕的時候認為自己對的，就要堅持。」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再次強調：「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他在1967年夏季外出巡視時，對於全國性的文革激進群眾運動達到狂熱之際，曾說過類似的話。但那一次，此話對於紅W兵小將以及造反派群眾來說所起的作用似乎不大，而在這次召見中，毛澤東舊話重提，這就不是所謂一般批評了，也即紅W兵和造反派及其領袖在1967年與1968年所犯的所謂錯誤是大為不同的，後一錯誤似乎是無法原諒的。正如林彪對於這五位領袖的 「錯誤」做出的一針見血的概括：「你們要看到運動的需要、看到各個階段我們應該幹甚麼。」紅W兵和造反派群眾及其領袖在1968年所犯下的「錯誤」，不但在政治上對於他們來說是致命的，而且給全國的紅W兵運動和造反派運動帶來了至關全局的影響。在當時召見中，毛澤東還沒有明確形成處置這些紅W兵領袖的具體意見或部署，至少，毛澤東在接見結束之後還有些出人意外地、頗為令人感動地重新回到召見會場，囑咐在場的人們：「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 「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不要又整他們。」不過，到了8月8日，在接見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員及有關負責人時，毛澤東談及大學問題，他說道：「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學生一不掌握工業，二不掌握農業，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們只有鬧一鬧。」「所謂『五大領袖』，群眾不信任他，工人、農民、士兵不信任他，學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幾百人勉強控制，怎麼行呢？學生為人民沒作甚麼好事，怎麼能取得群眾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點好事，才能取得群眾信任。」ck在這之後不久，在上述姚文元所寫的文章中，對於那些紅W兵犯下的種種「錯誤」大加斥責，實際上也是毛澤東對於紅W兵和造反派領袖的嚴厲訓斥，意味6毛澤東同他們的政治疏遠直至政治「訣別」。
召見時，蒯大富晚到兩個多小時，當他一見到端坐在沙發上、身著白襯衣的毛澤東時，悲喜交集，放聲大哭。蒯大富多年後回憶說，他像一個受到委屈的孫子見到慈祥的爺爺一樣，一頭撲進毛澤東的懷，縱情哭訴：「主席救我！主席救我！」 毛澤東也落下眼淚，江青幾乎是失聲痛哭。後來毛澤東氣憤地說：「蒯大富，你真蠢呢，我們搭梯子讓你下來，你不下來」。
毛澤東對於五位紅_兵領袖的關愛之情溢於言表，他強調說：「不管運動中有多少缺點，我都是護你們的。」毛澤東對於五位領袖的態度是不同的：對聶元梓的批評相比之下顯得過多，對蒯大富顯得恨鐵不成鋼，對王大賓有些欣賞，對譚厚蘭給予鼓勵和希望，對韓愛晶則說：「韓愛晶這個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輕的時候認為自己對的，就要堅持。」
三）催生文革的「教育革命」過去，人們對於毛澤東這次召見談話所忽視的一點，就是毛澤東所談及的「教育革命」問題。這次召見談話，也是毛澤東在文革時期比較集中地談及「教育毛澤東對於五位紅_兵領袖的關愛之情溢於言表，他強調說：「不管運動中有多少缺點，我都是護你們的。」毛澤東對於五位領袖的態度是不同的：對聶元梓的批評相比之下顯得過多，對蒯大富顯得恨鐵不成鋼，對王大賓有些欣賞，對譚厚蘭給予鼓勵和希望，對韓愛晶則說：「韓愛晶這個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輕的時候認為自己對的，就要堅持。」
62百年中國與世界革命」 的「範文」之一。毛澤東從重整大學文革到論及大學的教育問題，這不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毛澤東所主導的文革戰略在基本上結束群眾運動之後對於將要到來的 「教育革命」的大致勾勒。毛澤東在這次召見談話中用較長的時間談論了包括教學方式、文科教學等在內的教育問題，這些都是他50年代「大躍進」時期許多言論和思想的重複，沒有甚麼新意，例如，相較於毛澤東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cl和同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cm，其主題論調如出一轍，甚至所列舉的人物、事例都非常雷同。但是，在1968年夏季之際，對於 「教育革命」，毛澤東老調重彈，這不僅成為開展文革 「教育革命」 的先聲，而且成為文革「教育革命」具體運作的基本準則。由於文革頭兩年的群眾造反運動以及奪權和武鬥佔據6文革的主流地位，文革意義上的「教育革命」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而這種造反運動的日趨衰落，則「促生」了「教育革命」逐漸由後台走上前台。從目前已公布的材料來看，這次召見之前，毛澤東在1968年7月12日會見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員的會議上，已經就教育問題及大學辦學方針和政策作了有關談話。7月20日，陳伯達、姚文元在提交給毛澤東的一份報告中，準備公布毛澤東7月12日的那段談話，即「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cn。毛澤東審閱時，將其中的「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改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co。7月22日，毛澤東的這一談話通過《人民日報》社論的方式公布出來。在我看來，毛澤東在7月28日召見中關於「教育革命」問題的談話，與7月12日的談話和7月22日的公布是有6前後關聯的，即毛澤東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打算整治教育界尤其是大學的文革局勢，在文革群眾運動大潮過去之後，具體地說，在清華「七．二七事件」之後，將適時地、大力地開展文革「教育革命」 。在這次召見中，彷彿陳伯達最為重視「教育革命」問題以及學校辦學和復課問題，他說：「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他意識到了文革對於大學教育的嚴重衝擊使得大學幾乎完全停學的嚴重性。當然，陳伯達不是主張恢復文革前的教育運作模式，只不過是想使被文革群眾運動阻斷了的「教育革命」走上文革的議事日程。陳伯達的這一見解與他在後來起草的中共「九大」報告中強調促進生產力、恢復經濟發展的見解是相輔相成的cp。毛澤東接6陳伯達的話說：「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們也搞不下去，更別說你們了，為甚麼搞不上去呢？⋯⋯我們的陳伯達同志在中央會議上6急，我說不用6急，過幾年人家走了就算了麼？」從毛澤東的話來看，主要是由於大學?分成了群眾兩派及其對立，他似乎也拿不出完全有效的實施「教育革命」的解決辦法。因而，文革初期的群眾造反運動及群眾武鬥不停，「教育革命」就無法進行。毛澤東說：「這個大 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並沒有說文科都不辦。但舊的制度、舊的辦法不行，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 「文科還要不要辦呢？文科還是要辦的，至於如何辦法，研究出另外一個辦法，過去的辦法是培養修正主義的。」 毛澤東對於包括哲學在內的大學人文學科教育有6根深蒂固的偏見，他說：「這個哲學有甚麼學頭呢？這個哲學是能夠在大學?學來的嗎？沒有做過工人、農民就去學哲學，那個哲學叫甚麼哲學。」 毛澤東認為，「學文不是在學校?學出來的」；他還說，「至於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學為好」，這與他同意在文革初期「砸爛公、檢、法」 有關；他強調不能拿學歷來看待人才。毛澤東還一以貫之地主張，學校教育要取消考試，教材要刪繁就簡；強調學生自學；認為師範大學、外語學院等還是要辦的，等等。這次召見談話之後所帶來的文革「教育革命」，已經不同於以往「教育革命」還是由學校幹部、師生來主導的，例如，毛澤東在1967年底還打算依靠學校的革命師生來進行「教育革命」 ，即「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學生，革命的教員，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們中的積極份子，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cq。在1968年之後，文革 「教育革命」 已經不能指望他們了，學校幾乎所有的師生員工都成為「教育革命」的對象。在這次召見談話中，毛澤東也擔心，在辦學方面， 「我們可能犯錯誤」。是的，毛澤東所主導的文革「教育革命」從根本上講不僅非常荒唐，而且徹底破產。長達七年之久的文革「教育革命」不僅成為文革整個歷史上最大的「烏托邦」噩夢，而且從教育理念到教育實踐、從教學體制到教學的各個環節，都成為不堪回首的教育史上的「怪胎」cr。毋庸置疑，毛澤東的這次召見談話是使文革「教育革命」開始湧動和鋪張起來的一個引子。（四）評說清華團派和四一四以及四一四思潮在這次召見談話中，給人印象最具體的是毛澤東對於清華文革兩派群眾組織——團派和四派（又稱「四一四」）——的評說。由於一再主張群眾派別的大聯合，毛澤東在文革時期，對於一個單位（或地區或部門）對立的群眾兩派做出直截了當的評論，極為少見。這彷彿是毛澤東對於文革不同群眾派別的一種表面上不偏不倚的姿態。正是基於這種策略，再加上主要是如何制止日益嚴重的群眾武鬥，在日後公布的毛澤東此次召見談話的指示精神要點，刪節掉了許多有關毛澤東談及的對於清華四派的指責。在這次召見談話中，毛澤東對於團派的偏愛，對於四派的不滿，毫無掩飾，分外真切，這與他在文革以來一貫對待兩派群眾的所謂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大相逕庭。毛澤東對於四派的不屑之情溢於言表，他對十幾個小時前在清華發生的流血事件看來頗為感歎：「現在四一四高興了，『井岡山』垮台了，我就不信。」毛澤東對於團派抵抗而四派沒有抵抗工宣隊進駐清華，感到有些意外：毛說：「四一四歡迎工人，你們『井岡山』很蠢，我才不高興那個四一四。那個四一四是反對我們的。」 毛澤東的這個「四一四是反對我們的」說法不啻是他個人及以他為首的「無產 階級司令部」對於四派的歷史性結論，也正如江青所說的：「四一四專門反對中央文革。」毛澤東似乎對於清華整個四派的一系列行徑瞭如指掌，憤憤不平地說：「他（註：指四一四）搞抬屍遊行，他搞砸電線，四一四也沒有通知，為甚麼他們歡迎？這一次你們很蠢，讓四一四歡迎工人。」毛澤東對於清華兩派的不同態度由此昭然若揭，只是當時出於文革大形勢的需要，制止包括清華
由於文革頭兩年的群眾造反運動以及奪權和武鬥尚為文革主流，文革意義上的「教育革命」 並沒有提到議事日程。而當造反運動日趨衰落，則使得「教育革命」逐漸走上前台。毛澤東在1968年7月12日說過：「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毛澤東在清華「七．二七事件」之後，大力地開展文革「教育革命」。
毛澤東對於包括哲學在內的大學人文學科教育有É根深蒂固的偏見，他說：「哲學有甚麼學頭呢？」認為「學文不 是在學校學出來的」；還說，「至於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學為好」。毛澤東在1967年底還打算依靠學校的革命師生來進行「教育革命」，68年之後，文革「教育革命」已經不能指望他們了，學校幾乎所有的師生員工都成為「教育革命」的對象。
在內的全國性的武鬥遠遠高於給清華一隅的群眾派別做出結論，毛澤東的這番對於四派可謂致命性的評判才沒有得以公布。毛澤東對於四派和團派在「七．二七事件」各自所採取不同的策略而做出的評價，看來有些惆悵和無奈，但他還是建議兩派實行聯合，並且這種聯合是要以蒯大富為主的，「沒有蒯 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岡山出兩個，四一四出一個」。毛澤東非常準確又十分細緻地區分了團派與四派的根本不同，並且涇渭分明地意識到團派代表了他所推行的文革運動的正宗，並體現了他所主張的文革理論的真諦，而四派不過是他統率的文革群眾中一部分人具有的「修正主義」，甚至有可能是異端的派別。毛澤東不看好四派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也是合乎文革邏輯的。毛澤東對於清華四一四的評價堪稱清華文革歷史的一大「亮點」。在整個文革期間，幾乎沒有哪一個群眾組織像四派這樣受到了毛澤東如此明確、詳細的評價。四派的群眾當時不知道毛澤東的此番評論。可以想像，當時若是公布了毛澤東的評價，四派群眾的失望、失落和失敗會是一種甚麼樣的境況。即使在許多年後得知了毛澤東關於四派的評價，當年的四派領袖及其群眾對於毛澤東把他們視為文革的 「另類」，特別是對「四一四是反對我們的」那句名言，一些人失望不已，叫苦不迭；一些人耿耿於懷，難於冰釋；更有一些人自以為是，見怪不怪。在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四派領導人沈如槐的看法cs：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點錯誤，上帝原諒他們；而四一四則是一群異己份子。在談論四一四時他老人家的用字遣詞、語調神情，跟談論右派份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時的用字遣詞、語調神情一模一樣。在他老人家眼`的四一四完全是一個保守組織、右派組織，他之所以沒有下令搞掉四一四，只不過是想保留四一四作為一個難得的反面教員而已。前不久，在與韓愛晶談到毛主席七．二八講話時，我把我的看法告訴他，韓愛晶說：「你的感覺對極了」。不過，說毛澤東想把四一四作為一個反面教員保留下來，值得商榷，因為在此召見之後不到二十天，團派與四派在清華大學似乎是 「無疾而終」。顯然，到了1968年8月，團派和四派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失去了各自的功能和價值，很快從文革政治的輪盤賭局中迅速消失。在這次召見談話中，對於清華文革最有意義的一點是毛澤東對「四一四思潮」的具體評價。從這些評價中，清晰地顯現出毛澤東本人對於清華文革的諸多具體問題的心態和視角，尤其是他本人對於像清華這樣一個單位的文革運作的態度和策略。毛澤東說：清華四一四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個理論家叫周泉纓，理論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論家嘛，人家寫文章你抓人家幹甚麼！應該放出來，人家有意見讓他再寫嘛，不然不是沒有言論自由了嘛？
在召見談話中，毛澤東對於團派的偏愛，對於四派的不滿，毫無掩飾。毛說： 「四一四歡迎工人，你們『井岡山』很蠢，我才不高興那個四一四。那個四一四是反對我們的。」 毛認為團派體現了他的文革理論真諦，而四派不過是「修正主義」異端派別。許多年後，當年的四派領袖沈如槐認為，毛沒有搞掉四一四，是想把四一四作為一個反面教員保留下來。
溫玉成立即起身打電話指示北京W戍區釋放被關押的周泉纓。在蒯大富進來之後，毛澤東又一次談到了四一四問題：「四一四那個思想我不能接受。⋯⋯周泉纓的文章我已經看了，主要口號，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說蒯大富只能奪權交給四一四。」毛澤東實際上在這次召見之後所採取的一系列部署，既沒有讓整體意義上的造反派，也沒有讓相互對立的造反派群眾兩派的任何一派「坐江山」 ，這同毛澤東開始把造反派從文革大局中逐出的策略有關。因而，毛澤東口頭上對四派的批評與他實際上對四派主張的默認之間的矛盾、反差，再一次證明了毛澤東不可能完全放手讓造反派群眾橫行、恣意文革天下。在清華文革群眾兩派論戰和衝突進行之際，四派所謂理論家周泉纓1967年7月寫出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比較系統地概括和闡述了「四一四思潮」。該思潮主要內容有：一是文革中階級關係及階級陣線不變，即文革的對象不能因為包括了「走資派」而撇開了「地富反壞右」，文革的敵人是「兩小撮」而不是「一小撮」；二是造反派只能造反即「打江山」而不能掌權即「坐江山」；三是文革已到了必須修正、鞏固、妥協的階段；四是應該對廣大幹部「平反平黑」並大膽解放、使用他們；五是文革的主流應回歸文革前十七年的河道ct。「四一四思潮」的提出和流行，是文革初期來自群眾運動的對毛澤東的文革意識形態的一次重大「修正」甚至解構。毛澤東十分準確地看到，四派及其「四一四思潮」是與他的文革主張和部署難以吻合的，甚至有可能是南轅北轍的。今天看來，「四一四思潮」的確是文革初期對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文革實踐的「偏離」，即從毛澤東的文革「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分離出來的「修正主義」思潮，甚至有可能演變為有悖於毛澤東文革意識形態的異端思潮。這個思潮對於文革的懷疑、批評和動搖，實際上有可能演變為導致對於文革的否定！這一點在文革結束後，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即許多人對於文革的批判和否定，更多的是依據於文革前十七年的情結和心懷直至利益格局來進行的。如果說周泉纓在文革期間以對待文革前十七年的看法來指責文革是相當有見地的話，那麼文革結束後，過多地從文革前十七年的取向和價值角度來評判文革，就遠遠不夠了。一個簡單的反問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文革十年的歷史直接源自於何處？周泉纓本人在文革後的反思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四一四思潮」既動搖了毛澤東的文革意識形態在文革初期對文革造反派的思想一統局面，又加劇了文革廣大群眾的思想分化以及部分群眾的懷疑傾向，更有效地瓦解了以團派為代表的所謂文革群眾組織的正宗性，並削弱了同樣以團派為代表的文革群眾主流思潮的正統性。文革眾多的思潮在文革結束之後，到目前為止，只有「四一四思潮」是最為走紅並且成為唯一勝者的文革群眾性思潮dk。
四派理論家周泉纓1967年7月寫出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召見中，毛澤東說：「清華四一四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今天看來， 「四一四思潮」的確是文革初期對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文革實踐的「偏離」，甚至有可能演變為有悖於毛澤東文革意識形態的異端思潮。
五）展望文革的前途毫無疑問，毛澤東這次召見談話的內涵是非常豐富的。我個人認為，頗為有意思的一點就是毛澤東對於文革前途的展望。韓愛晶在這次召見快要結束時，當面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在他心中久久揮之不去的問題：「毛主席 ，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國出現了分裂，你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他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局面，那我們怎麼辦？」換言之，這個問題就是毛澤東之後的文革前途問題。韓愛晶直言提出的文革前途問題是與會者們所始料不及的，會場氣氛變得嚴肅起來。韓愛晶提出的這個問題決不是偶然的、突發的，而是經過長期思考、孜孜以求的。例如，1967年7月初，在北京中南海西門形成的由學校、工廠、機關等七百餘所單位、數十萬人參加的「揪劉（少奇）火線」步入高潮時，身處文革漩渦中心的韓愛晶已經充分地意識到了文革的「隱患」。8月9日凌晨，韓愛晶、蒯大富從這一「火線」上「視察」後，搭乘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轎車返回清華。途中，韓愛晶向陳伯達提出了與其一年後向毛澤東提出的類似的問題，請陳伯達解答。韓愛晶的這個問題具體來說就是：在毛主席百年之後，中國會不會有像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成果那樣的竊取文革成果的人物，中國會不會出現你說你堅持了毛澤東思想、他說他堅持了毛澤東思想的分裂、割據、混戰的局面？等等。在下車分手之前，陳伯達告誡韓愛晶、蒯大富說，在文革前進的路上，不要「行百里者半九十」，並鼓勵他們，文革有 「無限的光明，無限的前途」dl。以韓愛晶為代表的文革著名風雲人物在1967年夏季至1968年夏季就已經切切實實地體驗到了文革矛盾重重，危機四伏，他們的憂患意識和底氣不足預示了文革前途岌岌可危。對於韓愛晶提出的問題，毛澤東強調：「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比沒有文化大革命好。」對於文革前途的問題，毛澤東只是籠統地談到要依靠人民，談到中國共產黨就是通過一次次黨內鬥爭而前進的。毛澤東有些信心不足地說：「你們年輕人就是沒有經驗，上帝原諒你們。韓愛晶你問起我，我答覆你了，不要以為我們這些人有甚麼了不起，有我們這些人在就行，沒有我們這些人，天就掉下來。」 毛澤東拿中國歷史及中共過去的鬥爭經驗來「度量」文革的前途，這並不能免除整個文革隨6他生命的結束而全盤崩潰。差不多是在毛澤東回答了韓愛晶的上述提問後，這次召見談話也就基本上結束了。這次召見談話還表明，毛澤東對於文革確實沒有甚麼具體的計劃或方案，往往是隨6文革形勢的變化，窮於應付，顯示出他的文革諸多策略具有迫不得已的內涵和特點。不過，毛澤東應付文革危機和轉折的能力和對策無疑是獨一無二的，這固然基於文革中億萬大眾對他的愛戴、服從和迷信，但非常清楚的一點就是：除了毛澤東之外，沒有甚麼人能夠從大局上改變清華文革的武鬥形勢，也沒有甚麼人能夠由此而制約文革的全局。毛澤東的文革權威如日中天之際，也是它得過且過、四分五裂之時。三毛澤東用五個半小時來召見紅W兵領袖談話，遠遠超出了他接見別人一般只是幾十分鐘的時間，可見毛澤東此次召見談話的良苦用心。在上述回憶文本中，韓愛晶提供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文革政治語義的畫卷。人們不僅可以感受到
韓愛晶在這次召見快要結束時向毛澤東問道：「 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國出現了分裂，你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他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局面，那我們怎麼辦？」對於這個問題，毛強調：「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比沒有文化大革命好。」對於文革前途的問題，毛只是籠統地談到要依靠人民，談到中國共產黨就是通過一次次黨內鬥爭而前進的。
毛澤東在這次召見談話中的神態、語氣和舉止，栩栩如生，而且毛澤東之外的其他人的音容神貌乃至心境，也躍然紙上。例如，在這次以毛澤東談話為主的召見中， 「無產階級司令部」其他成員各顯特色：林彪的一言中的和老謀深算，陳伯達大大咧咧的插話，江青大而無當的談論，姚文元咄咄逼人的講話，一些發言者之間的相互吹捧，吳法憲和汪東興的一言不發，葉群吹捧江青而遭到毛澤東的白眼等。又如，軍方人士除林彪之外，大都保持沉默，或者不主動參與話題的談論。相比之下，文方人士則顯得誇誇其談，喋喋不休。又如，黃永勝、溫玉成在回答毛澤東的問話時，他們各自立即畢恭畢敬地從座位上站立起來回答（黃永勝還把自己的軍帽拿下來，放在桌子上）。他們一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W戍區司令員，對於他們自己的統帥兼領袖的敬畏之情，拂面撲來。概言之，作為文革的一首「斷魂曲」，毛澤東這次召見談話的意義主要在於：一方面，毛澤東通過這次召見談話，基本上成功地遏制了整個文革的無論是地區性的還是單位性的群眾武鬥。毛澤東承認，他在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講的一些群眾鬥爭方法被濫用到文革之中，但他認為這個無關文革大局，即使是打死了人，即使兩派群眾各自虐待武鬥中的俘虜等，那也是策略和方法問題。儘管毛澤東口頭上說，清華武鬥造成數人死亡，眾人受傷，實際損失最小、最小，然而有一點毛澤東是非常明確的，他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群眾武鬥，並一再明令制止這類武鬥，強調堅決鎮壓繼續從事武鬥的行為，甚至不惜以解放軍的武力來加以殲滅。因此，遏制直至終止了武鬥，文革群眾運動的「氣數」就已走到盡頭。在毛澤東這位文革不同群眾派別的同一個最高領袖的強行決斷下，文革群眾派別之間的分歧論戰也好，則不「休」而「休」；文革群眾派別之間的生死武鬥也罷，則不「敗」而「敗」。從這次召見談話之後，文革群眾運動徐徐落下它那沉重的歷史帷幕。以群眾運動為主的文革第一階段（1966年6月至1968年年底）作為文革最為激烈、最為狂熱和最為動蕩的階段，則趨於結束。另一方面，毛澤東堅決反對在文革不同地區、單位或部門的群眾組織搞橫向聯繫，搞甚麼「全國時事形勢討論會」之類的串聯會，他這?批評的是北京和外地一些群眾組織及其頭頭在1967年夏季文革群眾運動高潮之際召開有關名目的討論會。在這次召見中，毛澤東等人在這個問題上對紅W兵領袖們的痛斥，表明「無產 階級司令部」絕不容許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游離於該司令部控制之外的可能發生。毛澤東指責那些外地來京的群眾造反派頭頭躲藏於北京個別紅W兵領袖的地盤，認為這些頭頭是「反對各省革委會和解放軍」的。這些群眾造反派頭頭的作用已不是文革伊始的「開路機」，而是文革此時的「絆腳石」了。毛澤東還大力反對文革群眾的所謂無政府主義現象，表明他1967年夏季就意識到外地群眾組織頭頭來北京串聯、搞所謂形勢討論會一類的活動大有離心於「 無產階級司令部」之虞。到了這次召見談話之際和之後，這種無論是想像的還是潛在的危險都已化為泡影。正如毛澤東強調的，不能在文革中搞甚麼「多中心」，全國「搞幾千個、幾萬個中心，就是無中心。還是他中心。各人皆以為天下第一，真是！那還有甚麼中心！」毛澤東的這番話，在上述姚文元的文章?，得到了詳細
在韓愛晶記述這次毛澤東的召見的文本中，「無產階級司令部」其他成員各顯特色：林彪的一言中的和老謀深算，陳伯達大大咧咧的插話，江青大而無當的談論，姚文元咄咄逼人的講話，一些發言者之間的相互吹捧，吳法憲和汪東興的一言不發，葉群吹捧江青而遭到毛澤東的白眼等。軍方人士除林彪之外，大都保持沉默，文方人士則誇誇其談，喋喋不休。
的闡釋。進而，文革第一階段的一大「主體」——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全面的失落、衰敗、瓦解和消退，就是勢在必然了。那麼，甚麼是由毛澤東這次召見談話所折射出的文革 「斷魂曲」呢？一句話，文革群眾性的分崩離析和文革群眾問題的全面異化！
註釋
1、6、9 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283-314；282-83；315。
2、唐少傑於2005年9月29日與韓愛晶的談話，北京。
3dk、參見唐少傑：《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 大武鬥」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14-30；232-44。
4、李冬民當時係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北京市中學生紅_兵代表。
5、7、陳長江、李忠誠：〈跟隨毛澤東二十七年〉，轉引自《 共和國歷程》編輯委員會編：《共和國歷程》，中卷（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7），頁1133-34；1134。
8、唐少傑於1999年12月19日與蒯大富的談話，深圳；唐少傑於2001年1月30日與蒯大富的談話，北京；唐少傑於2005年3月17日與蒯大富的談話，北京。bk毛澤東：〈關於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一段話〉（1968年），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520。blbmbnbobpbq 毛澤東：〈對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的批語和修改〉（1968年8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33註2；533註2；530；529；531；531-32。br毛澤東：〈對派工宣隊進學校的通知稿的批語和修改〉（1968年8月2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40-41。bsck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 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526；1525。bt唐少傑於1999年12月19日與蒯大富的談話，深圳。cl《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118；詳文參見清華大學編印：《資料選編》，1967年1月，頁209-13。cm《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194-95、頁208；詳文參見清華大學編印：《資料選編》，1967年1月，頁213-18。cn毛澤東：〈關於大學教育改革的一段談話〉（1968年7月1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05。co毛澤東：〈對調查報告《從上海機 ́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和《人民日報》編者按的批語和修改〉（1968年7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09。cp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309-10、361。cq毛澤東：〈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無產階級革命派〉（1967年），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435。cr參見唐少傑：〈清華大學「教育革命」述評〉，《 大學人文》，第四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14-42。cs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_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2004），頁420。ct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頁365-416。dl唐少傑於1999年12月19日與蒯大富的談話，深圳；唐少傑於1999年12月24日與韓愛晶的談話，深圳；唐少傑於2005年9月29日與韓愛晶的談話，北京。
唐少傑 男，1959年生，現為北京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著有《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
